宁洱县黎明乡埋有宝藏的传言似乎正在应验——当村民们将“镰刀对弯镗，黑山对亮山，哪个能识破，能得财宝千千万”这条寻宝秘笈口口相传几代人之后，竟在一次意外的耕作中得以验证。尽管在旁人眼中，那些长眠在仙人村委会“大古洞”地下的“宝藏”实在算不上有档次的珍品。但在当地普洱茶历史研究者看来，这些“宝藏”为何人所埋？其拥有者的真实身份和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都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直以种茶为主的宁洱县掀起了一轮种植咖啡的热潮。村民在仙人村委会一个名叫大古洞的地方垦荒，“刚挖出东西时，确实令很多人眼前一亮，但很快就有人对此感到失望。”宁洱史学研究者王兴康口中的“东西”，其实是一堆瓷器，因埋藏时间太久，大多数只能以残片的形式存在。但王兴康等人依然在对“宝藏”的惊鸿一瞥中有所发现——经过现场初步辨认，瓷器基本上都是茶壶和茶碗。致力于揭开普洱茶南迁之谜的王兴康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些茶壶和茶碗零散分布在一亩地的范围内，每一堆瓷器旁边都用三块石头围拢加以保护，上面则覆盖了一层约20厘米厚的土层。王兴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如此严密而细致的保护，显然是其拥有者试图尽最大努力想要完整保留。那么，这批来历不明的茶壶和茶碗就肯定不能被简单定义为普通瓷器。
居住在大古洞周边的村民声称，此地自古就有“藏宝”一说，是“清朝同治年间遭大理杜文秀起义军攻打时，大户人家因无法携带选择就地掩埋的”。而长年研究普洱茶历史的王兴康却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对“藏宝”一事作出解读。他考证后指出，虽然大古洞一带的土地荒置已久，但如果通过出土物件追溯历史，可以大胆推断这里曾是普洱茶产区。当地村民的回忆似乎也对这一说法加以印证。“他们告诉我，过去这块地边上还有一块清朝时期立的石碑，上面的内容大致是禁止砍伐茶树之类。遗憾的是，当王兴康返回现场，打算带回部分瓷器作进一步研究时，出土的瓷器已经被人拉走。他从朋友张其彦辗转带回的消息中得知，由于在瓷器残片上发现了”雍正“的字样，这批瓷器被定义为清朝文物。
由于缺乏专业鉴定，这种难辨真伪的说法已经不能作为研究依据。但王兴康依然坚信，作为历史上的普洱茶主产区，在普洱府设立后由于征收高额茶税激发的民间起义，是致使大面积茶产区遭到破坏，茶农迁徙以致普洱茶南迁的主要原因。
人口迁徙因赋税还是改土归流？
王兴康认为，普洱府于1729年被清廷批准设立后，立即成为了古代滇南地区政治、文化及经济贸易重镇。普洱县因产茶和由此形成的大规模茶叶集散市场得以名扬海内外，继而衍生出意义深远的茶马古道。但“茶叶生产的繁荣景象及后来贡茶的兴盛，反而导致当政者因追逐利益最大化转而向茶农征求高额茶税”，令普洱县成为各族人民揭竿起义的中心，最终使得大面积茶山遭到毁坏。与王兴康同为史学研究者的周庆明也对这一观点予以认同。正因如此，后人才会围绕普洱县历史上是否产茶产生争议。
历史似乎不站在他们这一边。道光五年（1825年），时任云贵总督阮元之子阮福来到云南，因普洱府城周边不见茶园，他便依据当时的资料在其所写的《普洱茶记》中说普洱不产茶。此后，《滇海虞衡志》、《滇系》、《续云南通志长编》乃至道光、光绪两个版本的《普洱府志》，都一致认为普洱不产茶。虽然“不产茶”不能被视作普洱不生长茶或长不出茶的代名词，但却或多或少折射出当时普洱产茶业的实际情况。
尽管王兴康、周庆明二人都曾试图通过著书的方式阐述高茶税迫使普洱茶南迁的观点。但书中语焉不详的“板山茶农纷纷南迁”、“茶商多数迁出普洱府”等类似表述，尚不足以成为解释普洱茶南迁真正原因的最有力证据。
普洱茶研究者詹英佩在《为何普洱不产普洱茶》一文中分析，从地理位置上看，普洱处于无量山腹地，是大理、元江、西双版纳三地连接处，也是云南人口最多的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几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地交会处，这种客观条件注定了普洱会由于缺乏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继而波及到当地包括普洱茶产业在内的经济发展计划。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林则进一步指出，发端于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改土归流，触动了当地土司和各族头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平息少数民族起义的战事殃及，本就为数不多的茶园在原住民相继迁走后日渐荒废。
商业利益促使普洱茶南迁？
不可否认的是，普洱哈尼族、拉祜族、傣族人口的大量南迁，与普洱府成立之前，因少数民族抵制改土归流，同清军在哀牢山、无量山一带打仗两年多有着密切关联。另一个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是，普洱是从大理经西双版纳到东南亚各国以及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必经的交通要道，但凡发生在南边的战事，普洱都要受牵连。
詹英佩指出，写《普洱茶记》之前，阮福并未研究过云南的民族迁移史，对百濮南迁、氐羌南下的历史不甚了解，也没有亲自前往六大茶山做实地调查，故而无法得知当时在六大茶山种茶的哈尼族、布朗族、彝族等有很大部分就是从普洱府一带南迁的。而据专家考证，布朗山民正是古代百濮民族的后裔。这些当初在哀牢山、无量山生活时便有过种植经验的民族，在进入六大茶山后断断续续种茶。直至清光绪年间，拉祜族、布朗族、哈尼族才逐渐迁离六大茶山。此时，当地茶产业已稳步进入鼎盛时期。
由此看来，围绕普洱地区少数民族迁徙究竟是赋税还是改土归流引发的争议短期内还会持续，但上述两条是否就是导致普洱茶产区南迁的根本原因呢？对此，周重林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的观点相当明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民间起义残酷镇压确实是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之一，不过，另一只无形的手，才是真正推动普洱茶产区南迁的隐形力量。
“毫无疑问，贸易力量战胜了政治力量，”周重林认为，主导普洱茶产区南迁最主要的原因，必然是可观的商业利润。依靠普洱便利的交通条件，第一批勇敢的石屏商人赶着马帮，跨越红河哀牢抵达易武，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茶叶交易。此后，越来越多的石屏商人因从事茶生意而举家搬迁至此。“当然，从商人的立场考虑，就近生产方能节约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周重林的推断不难发现，1938年思普企业局建茶厂时将厂址选在勐海南糯山而非普洱，或许正是后者在原料供给上逊于前者的体现。
在周重林等研究者眼中，茶产业的发展壮大，与地区气候条件、种植技术以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普洱受瘴气所困的自然环境、因民族迁徙流失的种植技术和战事频发的动荡局势，无疑都限制了当地茶叶种植规模和范围。若由此导致普洱茶南迁，倒也在情理之中。
即便如今已有不止一种考证结果对普洱茶南迁的可能性作出分析，但以王兴康为代表的当地人，仍不愿放弃寻找真相的任何机会。在大古洞出土瓷器的原址旁，还矗立着一座神秘的墓穴。由于这座坟跟头冲龙脉脚对垭口的风水讲究正好相反，在当时就引起了王兴康的注意，寻访村民后，他得知“过去村里还有一座相似的坟，被外地人盗墓取走了宝藏”。
幽暗的墓穴还会像土层底下埋藏的瓷器那般，给他提供又一次为“普洱不产茶”翻案的机会吗？由于当地村民恪守传统，墓穴考古一事被搁浅。从坟前残留的半截砖碑上，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文字描述。这意味着，困扰王兴康的普洱茶南迁之谜，还将继续沉睡。
(责任编辑：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