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安化及其所属之长沙府、湖南省(湖广行省)，守斯土者尤重茶政，所谓“从前诸宪之殷殷筹划者，止此一事为重”(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语)。古往今来，都有一些精干勤勉的地方官员，省时度势，推行惠政，民间至今铭记，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惠政，奠定了安化茶叶产业兴盛达数百年的基础。
考察各代茶政，务须求证于茶碑。安化茶碑，广布全县，于古时茶山、茶路、茶市最为密集。虽近世以来多有毁损而漫漶，然百世以上犹有磨而不磷者，历代施政者的良法美意，班班可考。现存茶碑，多为禁碑罚碑，禁碑为晓谕大众，罚碑为惩戒奸。无论惩恶扬善，皆为国计民生。
历代茶政，首重于茶叶之本真。安化因土质特殊、气候适宜、茶种优异、制法精良，故自古以来“唯茶甲诸州县”，历代周边草茶冒安化茶之名牟利者层出不穷，故欲理安化茶政，首在禁革野茶。据道光十七年安化九乡公立茶务章程(唐家观茶碑之一)刊载，自明万历时(1573-1620)通判林之兰等报请道台禁止外地野茶开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谕禁，雍正八年(1730)示禁(原小淹苞芷园禁碑)，乾隆廿一年(1756)、廿七年(1762)两次严禁，道光四年(1824)、十七年(1837)迭次示禁(原洞市、唐市等处禁碑)，咸丰元年(1851)、四年(1854)又禁(水田坪永禁假茶碑)，同治七年(1868)及光绪年间(1871-1908)多次革禁(水田坪永定茶规碑)，民国八年(1919)以后更是时申禁令(东坪吉祥寺黑茶章程碑)，见之于文字记载的禁令多达二十来次，平均每隔十来年就申禁一次。
从禁令的内容来看，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首禁“外县茶贩子装载假茶混安杂卖”，乾隆廿一年对“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示禁永革”，道光四年、十七年“行产客贩均不得搀和外来野茶，朦混发卖，倘敢故违。。。定即严拿从重究办，决不宽贷”，民国八年“外属野茶……应仍旧禁革，以免市伪欺商，有损标誉。巩(当今如字之误)地方有狡猾之徒，从外路运来野茶，将茶充助军饷”，可以说措词越来越严厉、措施越来越具体。
历代政府如此重视周边“草茶”的禁革，最大的原因就是安化茶叶“上输国课、下养身家”，对安化老百姓和地方财政都极其重要，而“外路茶”冲击安化“道地茶”，严重损害政策和农商利益，故雍正八年苞芷园禁碑以为“迨至近岁，法令稍驰，奸诡之徒乘机复出，交通各行经纪伙同射(谋求，摄取)利，将客商银钱领出，贩卖桃(桃源县)、武(原武陵县，大致为今常德市武陵区)、龙(清代龙阳县，今汉寿县)、沅(沅江县，今沅江市)、新(新化县)、益(益阳县，今桃江县、益阳市区等地)各县草茶，假充安茶交客，致本地产茶尽邅(邅，音zhan，遭致。一说此字为遭，亦通)搁塞，三年不得一售者有之。利归一人，害及万户，公私两无所济，穹(通穷)愚掣肘难堪，虽妇人小子无不切齿而痛恨矣。”禁革外地草茶的另一个原因，是恐外路茶搀入安化本地茶内，影响皇家贡茶品质。安化自明洪武廿四年始“贡芽茶二十二斤”，清代以为成例，并专责大桥，仙溪、龙溪、九渡水四保办贡，史称“四保贡茶”。在封建社会，地方各皇帝贡献方物，是表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重要方式之一，来不得半点虚假，故地方官防范甚严。道光十七年禁碑即载：“(乾隆)廿七年蒙金宪专严不法之徒接收龙阳、益阳、武陵、新化等处野茶欺商，并恐搀入贡茗，示禁永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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