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茶文化的源头，首先要廓清中国茶叶的起源。谁为中华茶祖，一直是中国茶学界与茶文化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各方各自根据其地域文化特征，打出不同的旗号：或以吴理真为茶祖，或以诸葛亮为茶祖，或以陆羽为茶祖。
关于神农氏的历史文献记载，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见于《周易》、《左传》以及《管子》、《庄子》、《孟子》、《尸子》、《越绝书》、《逸周书》、《商君书》、《春秋元命苞》、《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唐人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等历史文献和学术著作。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神农氏为茶祖的人，是茶圣陆羽的《茶经》，文中明确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前者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者载：“茶茗久服，令人悦志”。这一传说一直流传到当代。神农氏既是饮茶之祖，理所当然就是“中华茶祖”。
神农氏到底在何处尝茶呢？首先通过大量的史料来推断一下神农氏生活的地方。
据春秋左丘明撰《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是有关炎帝最早的记载。《水经注?渭水》：“岐水（今岐山县境）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南宋罗泌《路史?国名》载：“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一统志》载：“凤翔府宝鸡县南七里，有姜氏城，南有姜水，炎帝长于姜水……”。《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据《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华阳”是古地区名，因在华山之阳而得名，大概范围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之南一带；“常阳”指今宝鸡市南3—5公里神农乡境内的常羊山。《炎黄二帝历史考略》说：“因炎帝相貌丑陋奇异（牛头人身），不为少典国君所喜，就将女登和炎帝留在姜水(今宝鸡市天台山下清姜河)之滨，自己同次妃附宝(黄帝之母)居于姬水（今陕西延安黄陵县沮水河）之滨”。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得知：神农氏和炎帝为同一个人，也是炎帝氏族的第一人，出生于宝鸡，成长于宝鸡。
唐代以前，神农乡境内的天台山上就建有“神农庙”、“炎帝殿”和黄帝求教于炎帝的“烧香台”以及炎帝首创“日中为市”的“太阳城”遗址。
相传，炎帝在天台山上尝百草，辩药性，误食了“火焰子”（俗称断肠草），因为没有及时找到解药，肝肠断裂而死，人们将他安葬在莲花台，至今天台山上还有停放炎帝遗体的汉白玉“神农寝骨台”遗址。从神话流传的范围分析：神农氏采集百草的范围在今陕西宝鸡、汉中两地区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据《帝王世纪》记载，炎帝母亲女登，游于华阳。《尚书?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古代华阳属梁州，其与雍州正是以秦岭为界。
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也认为古代秦岭称华山，秦岭之南被称为华阳。这可以说明，由于姜水与华山接近，华阳与炎帝氏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炎帝氏族较容易向山南传播，当时氏族的活动范围已经可以到达秦岭以南。秦岭以南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神农氏在秦岭中“尝百草”，以茶解毒，是可以实现的。
从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关于古周原种茶的记载。《诗经》是周王朝的诗歌总集，有许多关于古代陕西“茶”的历史信息。《大雅?绵》云：“周原膴膴（wǔ音，肥沃的意思），堇（jin）荼如饴”；《颂?豳风?七月》云:“采荼薪樗（chū），食我农夫” ，这是古代流传于陕西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古时造字一般以象形、会意为主要表达方式。关于诗中的“荼”字，是“艹”字头、“人”字腰、“一”杠下有木。“艹”字头像其形，言其为一种植物。究竟是何种植物呢？“人”字腰表明这种植物于人有大益处，这大概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经验总结。这种植物有坚韧的主干，不同于柔弱的草本，该属于木本一类，将“一”横置于“木”字上，表明树干不高大，属于灌木一类。不难看出，生长于岐山、扶风一带并在《诗经》中几次出现的“荼”不会是苦菜一类的小草，而是四季常青的灌木——茶树。虽然“荼”字有多解，但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倾向明确：“荼”就是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荼，苦荼也” 。《尔雅?释木?第十四》：“槚：苦荼。郭璞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这是最权威的解释：“荼”就是茶。“可煮羹汤”这是当时人饮食习惯的普遍选择，就是古代的“吃茶”习惯。其他如《神农食经》、《方言》、华佗《食论》、壶居士《食忌》、陶弘景《食录》及《本草》、《孺子方》、《茶经》等典籍都明确说“苦荼”就是茶叶。
关于茶圣陆羽的《茶经》，明确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历史记载：周公一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陕西。先是在周原辅佐武王，在周原制礼作乐，后来在成王时代与召公分陕而治。周公虽分封于鲁，实则未居于鲁。参照《诗经》有关“荼”的章句，我们可以想见，第一个记载茶事信息的鲁周公一直在陕西从政，他关于茶事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古周原一带的现实生活。在西周时期宫廷设置“掌荼”官职，专门掌管茶叶的有关问题。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关于陕南巴人部落首领将“丹漆茶蜜”连同当地其他大宗土特产进贡周朝王室的记载和陕南地区考古研究的成果，说明生活在陕南的古代巴人是中国最早懂得种茶、用茶的民族。这些都证实了在西周时期乃至更久远的年代，陕西范围内茶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陕西是当时茶叶发展的中心。
盛唐皇家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由来已久。唐代之前的宫廷茶俗大体情况是：东汉之前宫廷以茶为祭，尚无真正意义上的饮茶习俗；汉代、三国、魏晋南北朝、隋代饮茶之风传入宫廷。唐代中期以后，茶饮别开生面，推向极至，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在皇宫茶史中独步一时。受寺院僧人和文人饮茶的影响，宫廷对饮茶之道也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
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年）与大历五年（770年），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
当然，说到唐代茶文化，自不免要涉及作为茶文化重要物质载体的茶具。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详细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宫廷的银质鎏金茶具，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反映了茶文化在唐代帝王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奇而伟大，对茶事是何等的投入；也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充分再现了中国古代茶文化最高雅、最完备、最盛大的茶道仪式，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法门寺宝塔地宫系列唐代宫廷茶具的出土，是继唐代中期陆羽《茶经》问世以来，中国古代及世界茶文化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辉煌篇章，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早、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的茶具，堪称国宝。它以设计精巧的造型、寓意深刻的图纹、古朴典雅的风韵，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唐代灿烂的文化成就和制造精美金银器具的高超工艺水平，在世界是无与论比的，而且愈加印证了中国不仅是世界茶叶的发现地，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佛教祖庭茶文化
佛教是东汉末年传入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至唐而大盛。当时的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除了法门寺是皇家寺院外，还出现了汉传佛教六大祖庭：大慈恩寺（唐代长安的四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中国佛教密宗祖庭）、华严寺（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祖庭）、香积寺（中国净土宗祖庭）、净业寺（佛教律宗的发祥地）、户县草堂寺（三论宗祖亭）。
茶在唐代中期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佛教发展的基础上风盛起来的。佛教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的状态。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要“跏趺而坐”、“过午不食”。由于坐禅中闭目静思，极易睡着，而茶则有提禅养心之用，又可使饥饿感减轻，所以坐禅中“唯许饮茶”。于是在长安佛教六大祖庭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形成了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的风尚，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
当时长安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则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用的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
佛教的祖庭文化孕育了和谐、雅致的佛教茶礼，成为陕西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饮茶风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发展到创立茶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茯砖茶始祖文化
茯砖茶约在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即朱元璋“明太祖”建立明朝初）问世，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为原料，手工筑制，因原料送到泾阳筑制，称“泾阳砖”；茯砖早期称"湖茶"，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称“伏茶”。以其药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称为“茯茶”或“福砖”。由于系用官引制造，清代前期须在兰州府缴纳三成至五成砖茶作为税金，交给官府销售，又叫“官茶”、“府茶”。其余的砖茶由茶商按照政府指定的销区销售，故称为“附茶”。
明清以来，将安化黑毛茶中色黄叶粗的茶用篾篓踩成大包，包重90公斤，运往陕西泾阳压制成砖。据资料可考,湖南竹林溪等茶先脚挑马驮至洞市,后顺麻溪水用竹排木排运至小淹市等处,而后资水用船运至武汉汉口、潭州靖港等处,再至西北。民国时期洞市竹林溪等茶是顺麻溪水运至小淹资水，用船运至益阳，改大船运湖北沙市，经老河口，用驼马或汽车直运泾阳；或者从益阳船运汉口，交平汉铁路抵郑州、中转陇海路至咸阳，再转泾阳。在泾阳压成茯砖后，运输工具以驼马、汽车运兰州投验销售。茯砖茶香气浓郁，古有“茯茶驼队十里外，茶香已入牧人家”之说。在明清时期六百余年间生产的“马合盛”、“天泰”、“泰合诚”、“人民”等品牌茯砖茶深受茶叶销量最大的西北部地区广大消费者青睐。
泾阳在抗战前有茶厂六十多家，自武汉沦陷后，仅余延顺、裕民、天泰运、裕兴中、昌盛等八家。1951年统归“泾阳人民茯砖加工厂”，加工“人民牌茯砖”砖茶。1953年，公私合营生产规模扩大，组建的大型茶叶加工企业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使咸阳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加工地。1958年，缘于“陕西加工茯砖茶，存在原料二次运输，不符合多快好省原则”，中央政府下令取消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将茯砖加工的任务全部交由湖南省承担。
也有民间流传当年南区供销社给中央机关供应的就是泾阳茯砖茶，深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喜爱和重视，才有了全国最大的茶叶加工企业陕西咸阳人民茯茶厂的建立和厂址南迁的事情发生。茯砖茶在湖南安化从试制到成功，历经多年的摸索。1942年安化江南砖茶厂，1943年中国茶业公司湖南砖茶厂都曾试制茯砖，因发花不好，未获成功。当时总结有三不能制：一是离了泾河水不能制；二是离了关中气候不能制；三是没有陕西人的技术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说便是陕西先人们经过无数摸索的经验总结，也说明咸阳的水质和气候无疑是茯砖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资源。直到1953年，在茶工、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的指导下，经过3年时间的反复摸索和试验，实现了在中国茶业公司安化砖茶厂（现白沙溪茶厂）“移地筑制”的神话。
文人雅士茶文化
文人与茶文化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唐代时，文人对饮茶更为嗜好，唐代文人也将文人雅士茶文化推向了极致。
长安茶风鼎盛，耳濡目染，诗人也成了茶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学会了饮茶，感动之下为茶大唱赞歌。李白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出产于鄂西的仙人掌茶也因此成为名品。杜甫作《夜宴左氏庄》和《重过何氏五首（之三）》等4首茶诗，“检书烧烛短，煎茗饮杯长”、“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成为饮茶名句，广为引用。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对自己爱茶、烹茶技艺十分自信，他甚至亲手开辟茶园，种茶烹茗，乐天安命，并经常举办茶会，以茶会友，以茶赋诗。卢仝的《七碗茶》诗则是饮茶诗篇中的千古绝句和代表之作。唐代文人通过烹茶品饮，激发文思，吟诗唱合，净化灵魂，交流思想，使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茶文化活动更加广泛自由。
大唐文人茶礼本身就是寄情于山水间的文人雅士们集会的形式之一，他们在茶的媒介下聚集到了一起，交流诗词、共赏佳句，其中穿插着琴棋书画、礼乐歌赋的表演。体现的是我国文人在儒家思想引导下产生的智、信、圣、仁、义、忠的传统人文精神，茶礼的气氛是在文化激情的跌宕起伏中度过。
“茶马互市”文化的发源地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早在唐贞元末年，朝廷为了固边，扩充军队，急需大批马匹，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又急需大批茶叶，鉴于双方的需求互补，朝廷设立边贸市场，当时的宝鸡陇县就是茶马贸易的交易点之一，用茶叶与西北的少数民族换马，开了茶马交易之先河。《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
北宋末年，宋王朝与辽、金、西夏战事频繁，军马需求量大增，于熙宁七年(1074年)规范边关茶马交易，诉诸立法，实施“茶马法”，茶马法规定了以茶易番马的具体办法。以茶换番马的好处有三：一可发展边贸，为国家广开财源；二可买下番人的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国家军事上急需马匹，有了马可以强国固边。基于此，茶叶升格成为重要战略物资，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叶生产。
由于少数民族习惯饮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邻运输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马的首选。熙宁七年(1074年)后，属京西路金州所辖的茶区和蜀道茶叶贸易空前繁荣。雍正《敕修陕西通志?茶马志》载：“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全陕西卖茶的边贸市场共计有332处。榷茶政策的实质是带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由国家制定价格，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军队急需的马匹。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马的国策。朱元璋认为“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汉中茶作为间接的“国防资源”又升了级别，《茶法》90％的文字皆针对汉中茶和川茶。《明史?食货?茶法》中言道：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45顷，茶86万株。四川巴茶350户，茶238万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但是“以茶易马，惟汉中、保宁”，“以汉茶为主，湖茶左之”，“如汉引不足，则补以湖引”。《明史》载：“用汉中茶300万斤，可得马30000匹”。100斤汉中茶可交换1匹回纥良马，可见当时汉中茶价之昂贵。朝廷鉴于边境烽火绵绵，敌国又善骑射，便加大了扩军备战的力度，以茶易马更见其重要，对汉茶的生产成了当务之急，逼得茶农“昼夜制茶不休，另废耕，女废织”(《西乡县志》)。为了控制茶叶的产销，朝廷立法限制私茶交易，乃至限制民间饮茶。《续文献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规定“私茶出境者与关隘失察者律并凌迟处死”、“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茶的产供销完全成了政府行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
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秉承陕商文化，谱写明清边茶贸易辉煌
中国自宋明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饮茶文化的重心也随之东移，陕西长安作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动摇。但伴随着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陕商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走出来一条辉煌的边茶贸易之路，为中国茶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陕商作为西部商业资本集团，主要从事边茶、边盐、边布，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最为强大。“椎埋去就，与时俯仰，变化有概”是陕西商人留下的一条古训，充分显示了他们以智求财，深谋远虑的传统。
这种从商理念，使他们即使遇到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春秋战国时，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时期，精明的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绥德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音预，卖的意思）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商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抔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着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富丽堂皇的陕西会馆。
明清时期的茶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为西北边茶和西南边茶，明初首先行于陕西，明政府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而在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马司于陕西等处，听西番纳马易茶，陕西茶的产量明代13万斤，西北边茶作为军事物质专营，陕西茶叶的生产有一段“榷茶时期”，洪武4年规定民所收茶官给价，令有司收贮，这样民不得其利，私茶难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宽政策一部分茶叶进入了商品流通，即提准陕西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陕西茶叶开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进一步“开中边茶”，由官收官销改变为官督商销，使得西北边茶进入了大规模商运商销的阶段。从湖南到陕西，再从陕西到甘宁青经营茶叶贸易的基本上都是陕西商帮商人。
(责任编辑：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