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秦汉时代,中国与西方就被“丝绸之路”连为一体。唐宋以来,海路取代陆路,连接起东西方;在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成为新的奢侈品。在驶往西方的商船上,瓷器是必不可少的压舱物。
喝茶要用到壶、杯等多种器具,还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器具之多,礼仪之繁,非其他任何一种饮料可比。唐宋时期,中国在瓷器制作技术上日臻完美,各种精美的细瓷为饮茶提供了物质前提。朱大可先生将茶、瓷、丝的三位一体称为“华夏帝国的器物贸易”,“茶汤在青花瓷盏里散发着热气。茶神站立在里面,犹如一位隐形的女神。青花瓷就这样跟茶叶构成奇妙的互生关系。它们是彼此印证的,仿佛是天然的联姻。”
明清以后,随着大航海而兴起的早期全球化运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重要的一环。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指出,“在明清间出口贸易中占据第一位的丝货,尤其是生丝,到了康熙(1662~1722)末叶,或1718年,因为茶叶出口量激增,其地位却给茶叶抢夺了去,以后茶叶在海外贸易中都高居第一位。”
1517年,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从海上将中国茶叶带回欧洲,茶叶迅速取代香料,成为欧洲最热衷的“东方香草”。在整个17世纪,茶叶缓慢但不可逆转地从葡萄牙传到荷兰、英国、法国,又相继传到德国、瑞典、丹麦、俄罗斯等国。到18世纪,饮茶之风已经风靡整个欧洲。伴随着移民运动,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带入南北美洲和澳洲,中国茶叶就这样传遍了全世界。
东方香草
事实上,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其真正的动因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冒险者并不是为了生存必需品,而是为了奢侈品,说白了就是为了发财。连接起现代世界的是亚洲的胡椒、香料、茶与鸦片,是美洲的烟草、砂糖、黄金和白银,是非洲的奴隶和钻石;所谓探险、发现、征服、贸易,等等,最终都是为了这些东西,这其中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反过来,倒不乏毒品和罪恶,比如鸦片与贩奴。从道德意义上,现代化和全球化差不多是以邪恶的面孔出现的。
随着茶叶越来越成为国际硬通货,人们以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中国的茶叶,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茶叶被欧洲人视为不可或缺的“香草”,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一直把西方人当作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因为茶叶而卷入全球化大潮。世界离不开茶叶,远甚于离不开中国;或者说,世界可以没有中国,但不能没有茶叶。18~19世纪恰逢中国清朝的中后期,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茶叶税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茶叶贸易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中期,仅瓯宁一邑,茶厂就不下千家,大者百余人,小者数十人,茶工上万。崇安县在“乾隆间,邑人邹茂章,以茶叶起家二百余万(两)”。
在整个18世纪的世界贸易中,茶叶主要来自于中国东南的武夷山,而茶叶出口交易只能通过广州粤海关“十三行”进行。为了限制对外贸易,清代设立了“公行制度”,类似于前朝各代的“市舶司”。即所有进出口贸易均由官府指定的几个牙行(洋行)经营,并将其组成“公行”,也叫“十三行”,但其实并非只有13家牙行,最多时达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外商被禁止与中国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和文书均需经过公行转达。茶叶从大山深处离开枝头,被烘焙加工后装箱,然后经过水路和陆路,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地运往通商口岸。这一路上既需要木筏、小船和大船,也离不开人力搬运和长途驮运。有人计算过,从茶叶产地到广州口岸,这趟茶叶线路长达1442公里,费时50天至60天,中间要换7次船,要交4次税。一担(100斤)武夷茶,从产地到广州的运费大约为3.8两银子,对欧洲商人的售价为9两,“十三行”的行商可坐地从中获取5两,可谓是暴利。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为了建立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派遣使节马戛尔尼对清朝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茶叶无疑是最令他们关心的事情之一——
在一切所见所闻中,令我最为吃惊的,是种茶人的劳动所获得的那么微薄的回报。在制作一些精细茶叶时,据说每片茶叶都必须用手一片一片揉搓,特别是那些出口欧洲市场的茶叶。除此之外,还要经过许多工序,例如,茶叶从茶树上一片一片采摘下来后,需要进行浸泡、晾干、翻转和包装。然而,在产茶叶的省份,一英磅茶叶的最初生产成本不能超过4便士到2先令,因为人们认为东印度公司对普通茶叶的收购价格每磅不超过8便士,最好的茶叶也仅仅是2先令8便士一磅。没有什么能够比为市场生产配制茶叶,更能说明中国人勤勤恳恳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了。一群在英国的商人竟然为一个蔑视商人、对通商设置种种障碍的国家的10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进入19世纪后,中国茶叶出口继续平稳增长。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每年出口英国的茶叶达35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
直至19世纪中后期,茶叶一直是中国占第一位的出口商品,其出口值甚至一度占中国总出口值的80%以上。对当时摇摇欲坠的天朝来说,茶叶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英国在对华大量输入鸦片后,中国茶叶出口的优势仍可以使中国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基本能弥补因鸦片进口而造成的大量的白银外流。在1867~1894年,中国仅出口的茶叶价值即大致与进口的鸦片价值相当。 1880~1891年,清政府茶叶关税收入总计5338.9万两,月均445万两,相当于同期海关出口税收的55.4%左右。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半数以上来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半数以上要靠茶叶去支付。
茶叶在地方财政中同样扮演着不可取代的支柱角色。同治三年(1864年),湖广(湖南与湖北两省)将近70%的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商业税收,而主要就是茶厘;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北征收的茶厘银达20余万两,由此可见茶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
茶叶遇见糖
在16世纪后半叶,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几乎同时进入英国。“蔗糖作为甜味剂,是与其他三种进口货联系在一起以后而大放光彩的,而其中茶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非酒精饮料……在英国,茶最终几乎完全取代了家酿的淡啤酒,甚至对受人喜爱的含糖酒类以及杜松子酒等烈酒也构成了挑战。”作为印度阿萨姆茶园种植主的后代,麦克法兰在《绿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认为,与咖啡和可可相比,“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布罗代尔认定:“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的‘兴奋剂’。”1757年,乔纳斯·汉威发表了《论茶、糖、白面包等现代奢侈品》,义正辞严地批判茶这种“奢侈品”,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腐蚀人们的意志、浪费时间与金钱,甚至破坏英国的经济。休谟认为,奢侈是“满足感官享受的极大精美”;经济学家桑巴特认为,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说白了,奢侈“就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毫无疑问,茶叶是典型的奢侈品。但桑巴特认为,奢侈品不仅不会损害经济,事实上恰好相反,资本主义完全是奢侈的产物,“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经济史中有一种现象,就是任何奢侈品最终都会发展成为必需品。英国人从17世纪60年代接触到中国茶叶。当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到了英国,因为她喜欢喝茶,饮茶之风便很快成为英国宫廷和贵族的时尚,喝“下午茶”甚至成为高贵的象征。一旦喝茶成为富裕家庭的固定习惯,比他们低的大众阶层便会群起而效仿。
事实上,英国人喝茶与中国人喝茶完全是两回事儿,或者说与唐宋之前的中国喝茶方式相似,只不过当时中国人是往茶里加盐,而英国人则往茶里加糖。对英国人来说,喝茶跟吃饭是一回事儿,或者说是吃饭的一部分——“一周两盎司的茶,花费为8便士或9便士,这就可以使一顿冷冰冰的晚餐变得热腾腾的”。英国人的茶杯里,不仅有茶叶,还有糖和牛奶,甚至还有鸡蛋;在一品脱茶里打上两个鸡蛋,是“劳累一天后最好的营养,喝下去马上就有饱餐一顿的感觉”。大约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的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当时“大部分人喝茶时都会加入一些奶油或加糖的牛奶。伦敦城里的仆人们,早餐已经基本上是黄油加面包,配奶茶,至于乡下,大概就只有根据不同条件,不同人家享用不同的早餐了”。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成为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
进入18世纪,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剧增,这导致在同一时期食糖消费量也大幅增长。英国每年输入的食糖,至少有一半用于饮茶,茶叶与食糖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常用食糖的消费量来计算茶叶的消费量。18世纪下半叶,零售茶叶的业务被从药店转移到了食品杂货店,这反映了茶的角色从药品到饮料的转变。“在我们的商贸系统中,茶从远东世界运来,而糖则来自西印度,……但它们混成了一种比啤酒更为便宜的饮料……茶和面包一起,每天构成了一个家庭的一餐饭,平均下来一周的花费也不会超过一个先令。”对工业革命早期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如果现在把这些剥夺掉,那么他们便只剩下面包和白开水。喝茶并非穷人苦难的原因,而是结果。无论在欧洲哪个国家,普通民众居然不得不把地球上遥远的两端所进口的两种物品,当作他们的日常饮食,这都是非常奇怪的事”。艾德谢在《世界史中的中国》一书中说:
1800年至1833年间,茶进口量从年平均20000担涨到35000担;茶在英国,像在西藏与西伯利亚那样,变成一种食品:家用浓茶,加许多牛奶与糖,成为早期工业革命时代长劳动时间与高出生率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简单有效的基本营养品。
“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麦克法兰甚至宣称,“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
在近代史上,茶叶和糖微妙地将世界连为一体,而英国就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