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南北朝、隋朝三个时期（265年～617年），澜沧江两岸的人工种植茶渐多，据《勐腊县志》载：“曼洒茶山茶树龄在55代以上”推算，实为此历史时期种植的茶林。其后各山引种，扩种成数山的万亩茶园，成为后来的“六大茶山”。在当时，茶叶贸易是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经济项目之一，各王朝自然不会撒手茶山的占有，早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不顾千里之遥，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设置为“利润城”，视茶林为获利润之物，显示了王朝的重视程度。

 

　　唐朝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路线点即后来的普洱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睑”为南诏政权的基层行政单位，“步日”字义为跟随太阳起落而行或歇，词意为千里驮茶途中随太阳升落而行或休息的一个起止地点（步日词源待考证）。当时步日睑的南方，即澜沧江外有车里土司管制，江内大片地方为步日睑辖地，自然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其六大茶山。步日睑归银生节度（驻景东）管辖。此时步日茶已传至中原，再随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而进入西藏。唐朝人樊绰著《蛮书》中记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所谓诸山，即后来的六大茶山。由于步日的茶叶品质上乘，解毒散寒，消食去腻等功用被藏族青睐，视其为配置“酥油茶”的极佳配料，从此便越雪山、漂金沙江，过丽江、银生城再至步日，以马匹、乳制品、药材、豆金交换步日的茶叶。这条从西藏过滇西再至步日的道路，人们称为“茶马古道”，沿走至解放初期，随公路出现而消失，至今，普洱当地老人称这条路线为“后路”。南宋人李石著《续博物志》中记为：“西番（西藏）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据清代《普洱府志》记载：“年运吐蕃之茶达三万担”。此时期，为驮运方便，茶商便将收购到的散茶再蒸而紧压为团茶，大者如人头称“人头茶”，小者如牛心，称“牛心茶”。紧团茶千里之遥运西藏，途中经热湿及至寒冷各地段，长日驮运中，团茶内茶多酚促氧化自然发酵，茶叶变黑色，味有陈香，别于其他茶叶，易辨易识，渐为藏区喜爱，长期购卖。

 

　　宋代（960年～1279年），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此时宋朝与北方金朝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设“茶马市场”，以步日部茶叶换得西藏马匹，再将马匹北转与宋朝，换取绵缎珠玩首饰。茶市扩大，促进步日各地茶叶种植加快。据《澜沧县志》称：“班崴大茶树为北宋栽种”。

 

　　元代（1206年～1368年）蒙古铁骑占领云南，将宋代的步日改为普日，在思茅一地设为思么，两地各设“甸”治，于普日加设“普日思么甸司”，辖两甸及南方各地。甸司归属元江路节制。元代中期，普日生产的茶叶随同以食肉、乳为主食的蒙古人西上进入俄国，被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写入《战争与和平》。《澜沧县志》称：“有景迈、勐本、芒埂、糯岗、芒景、翁居、翁洼、芒洪等茶园为元代栽种”。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普日改称为普耳，划归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管辖。万历年间（1572～1620年），李时珍著药典《本草纲目》中记有：“普洱茶出云南普洱”。明代编纂的《云南通志》记有：“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两书语若同出，一致将普洱一词和普洱茶名固定，此后沿用不衰，至今无变。两名固定时间，比清雍正七年（1729年）成立普洱府早109年以上。很明显，普洱一词是由唐代的步日元代的普日明代万历的普耳演变而来，其他种种说法，应属多释之说。此时期的普洱茶普遍受云南各族人士喜爱，明朝方志学家谢肇淅著《滇略》中将此情况记为：“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朝（1644年~1911年），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10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雍正七年（1729年）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辖六大茶山、橄榔坝及江内（澜沧江以东、北片）六版纳（即猛养、思茅、普滕、整董、猛乌、乌得），对江外各版纳（即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设车里宣慰司，为土司管制，根据流官管土官原则，普洱府对车里宣慰司实行羁縻管理。同年在思茅设茶叶总店，将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年，普洱镇总兵官李宗应以巡边到茶山搜括民财，普洱知府佟世荫又图以“过山聚粮”再到茶山搜括，遭拒后辱打茶山千总刀兴国，刀兴国愤而发动茶山人民起义。在官军六个月围剿下，起义失败，刀兴国等人残遭杀害。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宁洱县为附廓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普洱府辖一县三厅及车里宣慰司。同年，清庭对普洱府茶业情况作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有改动，道光《普洱府志．食货》对此况追述为：“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为了“杜绝衅端（闹事），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

 

　　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由于品质优良，茶味醇于他茶。早在唐代已获西藏人民喜爱，在明代中期大量进入北京受到京城各层人民喜爱。清代，阮福专著《普洱茶记》称为：“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清代《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茶）可比”。清代学者赵学敏著《本草拾遗》中提出普洱茶的药性及功能为：“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肉）毒，下气通泄”。《普洱府志》记为：“普洱茶名重京师”。在大众茶已普遍受欢迎基础上，清庭将普洱茶首次列为“贡品，分芽茶、团茶两种”。同期志学家张泓著《滇南新语》中记有：“普茶珍品，有毛尖、芽茶和女儿之号。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妆资故名”。女儿茶在此时随贡入京。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庭复将普洱贡茶改为：“团茶（内分5、3、1、0.4、0.14斤五种）、锡瓶装蕊茶和芽茶、缎绵木匣装茶膏”，称为八色贡茶。阮福著《贡茶案例》中记述采办情况为：“每年进贡之茶，列于布政司库银息项下，动支一千两，由思茅厅领转采办，并购茶瓶、缎匣、木箱等，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同文记普洱贡茶采摘情况为：“于二月（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者，谓之毛尖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买运）茶。”《普洱府志》记为：“农历二月开始采茶，芽头细嫩且多白毫（毛）者为毛尖，农历三～四月采摘为小满茶，六～七月采摘为谷花茶”。

 

　　普洱贡茶的采摘、加工、包装，产品多种多样，加工极为认真精良，达到当时最高境界，故此深得皇宫喜爱，广泛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品尝。据清代文豪曹雪芹著《红楼梦》第61回写道：“……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着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闷了一大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从此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诺大的贾府不是每个院都有普洱茶，只有视为掌上明珠的贾宝玉的怡红院才有，用笑着说，分明是乞讨，却遭袭、晴二人忙说已喝过两碗而婉言拒绝，可见普洱茶之珍贵。再看全本书，提到喝茶处很多，但仅此回提到喝普洱茶中的女儿茶，一可见普洱茶在雍正、乾隆等年间的鼎盛名气，二可见曹雪芹那除却普洱（茶）不是茶的独钟之心。我们今天唯能从巨著的精美描述中，去领会普洱贡茶当时的风彩和声望。从此，普洱大众茶为获利占有广大茶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贡茶获取最高名声的道路，前者取利，后才为名，双管齐下，普洱茶名利双收。普洱茶沿贡至清宣统年间（1744年~1912年），据老舍问皇帝喝茶情况，傅仪答：“每年龙井、普洱贡茶，我是照例要喝的”。证实普洱贡茶沿贡至少168年。普洱贡茶别于普洱大众茶，在供销路线、包装、种类和各类的品牌方面，均有突破发展，大大推进普洱茶的发展。

 

　　普洱茶主要来源地为六大茶山。据清代方志学家檀萃著《滇海虞衡志》介绍为：“普洱所属六大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曼端、六日曼撒，周八百里”。至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莽枝茶山中的莽枝、架布、习崆等茶树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1957年云南农科院专家蒋铨新定六大茶山为：“曼撒、易武、曼砖、倚邦、革登、攸乐”。以今天的地域和地名看，除攸乐划在景洪市，其余五大茶山在勐腊县内。该县志记述其分布为：一、曼撒茶山为曼撒乡的曼洒、曼腊、曼乃三村（行政村，下同）和相连的易武乡的麻黑村区域内；二、易武茶山为易武乡的易武、易田、曼洛三村内；三、曼砖茶山为象明乡的曼庄、曼林两村内；四、倚邦茶山为象明乡的倚邦、曼拱、河边三村内；五、革登茶山为象明乡的安东、新发两村内。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路泞受阻，遂由茶商、士坤出钱，民众出力，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六年后建成，全长211公里，宽1.13米，全为青石板铺成。道光三十年（1850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两次编写《普洱府志》，对清末普洱茶的各况作了简要记述，综合其他资料情况，得知清末普洱各地的茶业渐渐衰落：（1）、宁洱县，至光绪年间，县城有专办“茶引”、茶税、监办贡茶的茶局一处；为茶而来长驻宁洱建商会馆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有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同治元年至四年（1862～1865年），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城损商衰，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2）、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外，还加工各种紧团茶、园饼茶和毛尖茶。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园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同治年间受“白旗下坝”战争之苦，茶业一度削弱。光绪23年（1897年）设思茅海关后，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较大商号有“鼎光恒”、“同仁利”、“裕泰丰”、“信仁和”、“广益祥”等数家。各商设两盘揉茶机加工茶叶，每机年加工4百至千斤茶叶，主要茶产品有园、方、团茶。（3）、六大茶山（即易武后名勐腊），清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达“数十万”之众，事端不断，一度被清庭“严禁客商入山作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园饼茶，又称为“园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园”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当地生产的园宝茶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法国占领老挝和越南并对中国边境封锁，使六大茶山茶业受挫。

 

　　民国二年（1923年），实行裁府留道，普洱府撤销。民国三年（1924年），将迤南道（驻普洱）改为普洱道，辖宁洱、思茅、墨江、元江、新平、景东、镇沅、景谷、澜沧、缅宁10个县及普思沿边行政区（车里）。民国八年（1919年）思茅县城鼠疫、疟疾渐猖，茶商渐撤，思茅茶业长期停顿。六大茶山改称易武，因茶商转入易武，故易武茶业一度又兴旺，民国10年（1921年），易武行政区内茶商号增至38家，年加工茶叶6900担，当年销往西藏茶叶3000担（次年最高增至6000担），盛况延至民国26年（1937年），因法国重新封锁老、越边界，南下茶路堵塞，茶商关门，易武茶业走向萧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除宁洱仍有藏族马帮前来购团、饼茶外，景东的老苍茶、寿眉茶，墨江的景星茶，景谷的陀茶和砖茶兴起。其余各县受思茅疫区阻挡，茶叶贸易大不如前。

 

　　1949年5月，在各县地相继获得解放的基础上，经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批准，在宁洱县城设立思普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1950年4月，奉云南省人民政府令，改为云南省宁洱区人民行政专员公署，对原设县调整后，辖宁洱、思茅、墨江、六顺、景谷、镇沅、景东、车里、佛海、南峤、镇越、江城、澜沧、宁江、沧源15个县。

 

　　五十年代，地委和行署对茶叶重视，提出“恢复老茶园，开展新茶园”的指示，各县积极响应，1957年思茅地区10个县发展茶园50075亩，产量达1349吨，比1949年的20607亩、产量350吨分别增1.43倍和2.85倍。1964年地委、行署号召“大搞茶园建设”，在思茅坝、曼歇坝、景东县文井大街、澜沧县的惠民、勐滨开垦新式茶园。1985年，在思茅县的倚象、普洱县板山、江城县牛洛河、澜沧县惠民和富班，建成连片的上万亩高标准集约型商品茶生产基地。1988年建成投产的思茅柏枝寺茶树良种场，种植茶树60个品种，其中大叶种茶种29个，至1989年已向保山、德宏、大理、楚雄、玉溪、红河、文山、西双版纳、临沧等地州和贵州省提供种苗，推广国家鉴定为优良茶树品种有“云抗10、14、43号”、澜沧大叶绿芽茶和景谷大白茶五个大叶茶品种。1989年，全区茶园128835亩，产量1594吨，比1949年面积、产量分别增长5.32倍和3.55倍。

 

　　1993年4月9日～11日，中共思茅地委、行署在思茅办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普洱设分会场。大会以隆重热烈的气氛，迎来了八方客商，达到以茶会友、展示普洱茶的历史雄姿和今天普洱茶的发展情况，各茶商订贸洽谈之余，纷纷提出希望：祝愿普洱茶重振历史雄风，在新时代大放异彩；让原普洱府即今天思茅地区特有的普洱茶在新世纪中要为人类保健、饮料强身却病，防癌治癌方面，研制出多种多样的产品；祝愿大叶种茶树在澜沧江流域成为当地新的致富之树。

 

　　“普洱茶”，以其集贸中心和原产地之一的普洱命名，历史产区分布于澜沧江流域（今思茅地区及西双版纳州一带），是众多茶树种类中最宝贵的种质资源之一。“普洱茶”之精妙，在于它有“六奇”，即：产地自然条件奇、品类奇、品质奇、形状奇、饮法奇、功效奇。千百年来，“普洱茶”以其独特的韵味享誉古今中外，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普洱茶文化”。

 

　　“普洱茶”，特指普洱历史辖区（即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纳州一带）范围内种植，在普洱府驻地加工、销售的在中国众多茶类中独树一帜的、特定的系列茶品。以其质量优异、风味独特而著称，其品质特点是色泽乌润、香气馥郁、汤色明亮、滋味醇厚。

 

　　历史上，“普洱茶”最初有毛尖、芽茶、女儿茶之分，因其品质优异而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贡茶。阮福的《普洱茶说》中写道：“二月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茶；采而蒸之揉为茶饼，其叶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圆茶也。”张泓的《滇南新语》也记载有“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按照制作方法，“普洱茶”分为普洱散茶、普洱紧茶两大类；按其品质，分为普洱绿茶、普洱发酵茶两大类；按照植物分类，“普洱茶”有5类12目。

 

　　茶树在普洱，四季都会发芽，四季都有茶采。人们因而用“雾锁千树茶，云开万壑葱，香飘千万里，味酽一杯中”的诗句，赞美普洱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普洱茶”。清．《新纂云南通志》称：“普洱之名在华茶中占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清．《本草拾遗》也记载：“普洱茶清香独绝也，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又具性温味甘，解油腻牛羊毒，下气通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