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和治国思路。晚清承继这一论调，却忽略了这个时候的“夷”，是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与中原王朝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
      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赵翼总结的是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北民族采取的茶叶政策，后一段则将茶叶政策推广到俄罗斯和英国等其他国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谓被从头贯彻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曾对渝蜀王朱椿时说，国家垄断茶叶，目的是用茶换战马。现在边关松懈，私茶出境，拿我们有用之物，换些个无用的东西，让别人尽收其利，而自己吃亏，这怎么能够体现“以制戎狄”呢？为此，他推出了茶叶的金牌制度，最终形成了“茶贵马贱”的贸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离不开华夏之茶，政界和知识界早就对此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茶叶，就能控制住人群与疆土，而茶叶所到之处，也成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这点，不妨看看朱棣时代著名学者解缙的言论。解缙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番人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他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的文章里想象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茶必须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清代在满蒙藏联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韬武略，解缙的想象区域成了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而茶叶也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而不像之前仅仅是“茶马贸易”的品种，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依旧没有改变。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