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世界茶树的起源中心，也是人类最早利用与栽培茶树的地方。但是，千百年以来，云南由于地处西南边疆，远离中原文明腹地，被归为蛮夷之地，与中原发达的农耕文化及商品经济相比，云南被称为不毛之地，其所种植与加工的茶叶也被唐人樊绰所著的《蛮书》归为“散收，无采造法”。由此可见，与中国内地的主流茶区相比，云南茶区的种植与加工水平，以及茶叶商品化程度很低。
   云南茶产业真正崛起是在明清两朝完成的。此前，虽有秦开五尺道，汉武帝征服西南夷，诸葛亮大规模治理南中，南诏与大理国积极学习唐宋先进文化，以及元朝将云南重新收回中央帝国之版图，并建立云南行省，大规模推行土司制度，中原文化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传入云南，与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藏文化、云南本土文化一起在云岭大地上交相辉映，使得云南农耕文化得到大幅度提升，但是明代以前中原文化只深入影响了云南的昭通、曲靖、滇池及洱海等地，云南茶叶的主产区滇西南地区受汉文化影响不深，使得云南茶产业的发展缓慢，显得原始落后。
   这一切从明代开始改变。从明初起，中央政权就大规模在云南推行军屯、民屯与商屯，并从江南移民至少250万人以上来到云南驻屯，开发边疆，使得云南的汉族人口在明代第一次超过本土民族，让其变成少数民族。大量汉人的迁居，带来了先进的农耕、冶炼与制造技术，并盘活了商品交易，整治交通，使得大规模商品流通变成可能。明朝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加大对土司的控制力度，积极引导土司上层人士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在土司辖地大兴文教事业，并于明代中后期启动改土归流进程。云南古老的种茶制茶传统与来自中原的先进农耕文化相结合，终于在明代后期结出硕果，以致于成书于1620年的《滇略》提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而到了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滇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于1729年置普洱府，将古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司划出，先后置攸乐同知与思茅同知进行管辖，并制定贡茶制度，规范商民种植与交易行为，大量汉人涌入倚邦、易武等地种茶、制茶及进行茶叶贸易，使得云南茶叶第一次以普洱茶的名义名满天下，“京师尤重之”。
   我们梳理普洱茶在明清两朝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普洱茶在明朝后期已经有些名气，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官府与民间合力对之进行大规模改造提升，不但能做出顶级茶上贡朝廷，还以民间商号（即过去的专业经营机构，为现代公司的雏形）的形式进行专业经营，使得古六大茶山的种植、加工与贸易迈向了专业化的快车道，从而使得普洱茶在乾隆、嘉庆与道光年间大放异彩，成为举国追捧的名茶。这是普洱茶的第一个兴盛期。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杜文秀、李文学的回族、彝族、哈尼族、白族大起义，普洱茶的主要北方销售通道被阻隔，普洱茶一度沉寂了二十多年。到了光绪年间，普洱茶进入了第二个兴盛期，在传统的版纳茶区之外，相继崛起了双江、凤庆、临翔、景谷、镇沅、景东、澜沧等新兴茶区，这是自澜沧江下游的传统老茶区——古六大茶山之后，澜沧江中游两岸茶区的崛起。第二个兴盛期，横跨清末民国，一直到1942年日寇犯边而结束。
   目前，普洱茶处于从2003年开始的第三个兴盛期。藤条茶作为普洱茶的第二个兴盛期高度商品化的产物，主要种植于澜沧江中游两岸，为什么云南在清末民国会大面积种植藤条茶，其能给普洱茶的第三次兴起带来哪些福德资粮，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