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简述了普洱茶历史，认为普洱茶由民间进贡之物变成钦点必贡之物是普洱茶品质向高层次发展的重大飞跃，作者在考证普洱茶历史文化中发现了清代解送贡茶的通关令牌，它是普洱茶以优异品质夺得朝廷宠爱成为钦点贡茶的物证，是价值连城的普洱茶文物。
茶是大自然恩赐于人类能品饮健康之礼物。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进步，社会的飞跃发展，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寻根溯源，世界各国从最初所饮的茶叶，引种的茶种、栽培、加工、制作、饮用方法，茶事礼俗无不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茶这一大自然恩赐于人类的特殊植物，不但推动了我国的文明进程，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物质文化生活。中国不仅仅是最早利用茶这种植物的国家，不断累积，不断创新发展，把她形成了独特灿烂的中国茶文化。茶的根须深植于中国这块古老、神秘、文明的大地。所以世界举世公认中国是茶的故乡。云南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则是茶树的原生地。传说不等于存在，存在必须有理有据，于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植物学家和茶文化学者们经过辛勤的调查研究，依据史志典集，对云南野生、过渡、栽培的古茶王树和古茶园进行科学的考察、鉴定、论证，才做出科学权威的结论，云南澜沧江流域的中下部地区是茶树的原生地，为中国茶史、云南茶史、世界茶史补写了曾经没有而又是极其重要的篇章。同时，在1993年春天在思茅召开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宣告“全世界茶的原生地发源地在中国，中国茶的原生地，发源地在云南，从此茶的历史、茶的文化才那么绚丽，才那么完整。
茶为人们所利用，茶以她的清香、怡情健康的功效造福于人类，人们从饮用把她升华到用来祭祀神灵和部族首领的进贡之物。笔者认为：贡茶是伴随着人们对她的认识，利用、崇拜而兴起，在具有忠、孝、美德传统的华夏子孙们，好的东西怎么能不拿去孝敬老祖宗呢?于是将茶作为贡品的时代顺应而生。公元350年，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巴蜀篇》谈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麻、铜、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这一史料把我国利用茶叶作为上贡之物的历史推前到春秋战国前的“周武王”时期。
中国对茶这个植物的利用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云南先民们利用茶叶的历史和用茶叶祭祀神灵，上贡部族首领的历史也是相当的久远漫长，也是几千年的事了。那么，普洱茶何时开始成为进贡朝廷之物呢?要释解这一谜团，得先弄清“普洱茶”这一称谓的由来。笔者在拍摄《中国普洱茶》画册时，访遍民间各地庙宇、遗址、坟茔，根据碑文的记载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普洱茶”这个茶的名词，是由民间在普洱长期贩卖交易而形成。“普洱茶”这一茶的名词出现的历史是相当漫长的。在唐代(公元618--907年)，普洱茶就销往四面八方，声名远播。同时也进入了皇宫朝廷。据史书记载“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茶名重天下，京师尤重之”。如果普洱茶不进入皇宫，得不到皇室权贵的青睐，那有京师尤重之的记载呢?每一事物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必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的考验，“普洱茶”之名在唐代已是声誉大振，名扬天下。不经千百年的检验，那有这样高的身价，何况她是一个茶产品。
在这里有一问题必须进行澄清，笔者曾在有关对普洱茶的论述中看到这样的描述：唐代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唐史樊绰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城外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而认为普洱茶没有出现。笔者认为作者对唐代《蛮书》记载对普洱茶的认识偏颇，对史证的理解浅薄。笔者认为：唐史樊绰所记载的是对当地土著民族的饮茶食俗的记述。而不是讲唐代没有普洱茶。在21世纪的今天，普洱茶和普洱茶系列产品已是花样翻新，登峰造极之时代，边疆少数民族始终沿袭着她们的饮茶习俗。基诺族还在品用姜、葱、椒的凉伴茶；哈尼族还在饮用加各种佐料的土锅茶……反之，如果用现在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来否定现在的茶叶的发展和名茶的存在，岂不荒唐。
在唐代，普洱茶已名重天下，在宋、明两个朝代，普洱茶的地位得到了稳固发展和加强，万历云南通志记载，车里司(今勐海)专管贡茶及各勐土司实行茶引。“新篡”云南通志中记载“普洱”之名在华茶中所占的特殊位置，远非安徽、闽浙可比。没有普洱茶历经几个朝代千年的实践与检验，怎么能有这样高的身价与定论呢，所以说，普洱茶之名，普洱茶的珍贵在唐代已名扬神州大地了。
明、清初中期是普洱茶的兴盛时期，普洱茶由民间进贡之物，变为朝廷钦点必贡之物，这是普洱茶品质向高层次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由于普洱茶已是朝廷钦点必贡之物，因此，清政府对茶山的管理，贡茶的采摘、制作、花色品种、数量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派驻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普洱府设普洱府治，在六大茶山之首的攸乐，设攸乐同知，驻军500防守茶山。在易武、倚邦、车里设置钱粮茶务军功司。乾隆元年冬(公元1736年)撤销攸乐同知改设思茅同知，在六大茶山设置管茶子局，负责茶叶采摘、加工、税收等。我在实地考察拍摄“中国普洱茶”画册时，在象明乡乡政府副乡长段学良先生的陪伴下，在勐芝大寨的古茶山原始密林中找到了乾隆十一年冬(公元1746年)立的茶山案碑，碑石上铭刻着对茶山严格管理的文字。初春二月方能人茶山，人山者须持官府颁发的人山令牌方能人山采摘，违者治罪等规定。
“普洱茶”作为清朝廷亲自钦点的贡茶，大大促进了民间从采摘到制作加工工艺和技术的发展，花色品种从单一走向纷繁。贡茶的制作极其讲究，清儒仕阮福《普洱茶记》记载：“农历二月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尔后方许民间采贩。”每年备贡的花色品种即5斤重团茶，3斤重团茶，1斤重团茶，4两重团茶，1两5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茶蕊，匣盛茶膏，共八色，史称“八色”贡茶。数量66666斤，取意为六六大顺之意。
据清儒仕阮福查阅清廷《贡茶案册》得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银 1000两，由思茅厅领取转发采办……。为了对贡茶和茶叶的运输，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清政府出资和动员民众捐款，从昆明经思茅至六大茶山的崇山峻岭中修筑了一条宽2米由石板镶成的茶马大道。长约数百公里。虽经千百年，部份茶马古道已坍塌，尚存部分仍然蜿蜒壮观。同时在普洱、磨黑、景谷、文井等地设置关卡，管理茶叶的运输。运送贡茶和茶叶的马帮，须持官府颁发的通关令牌，经关卡验证后方能放行。不持官府令牌人山采制和运输茶叶的均等治罪。
史书碑文上多次讲到“令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与关注，“令牌”到底存不存在?这一谜团始终在我脑海中萦绕。1995年初春，我实地考察拍摄“中国普洱茶”画册时，处处留心专注，正如俗话讲的那样，天遂人愿，心想事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史书上多次记载的官府颁发的运送茶叶和贡茶的过关铜制令牌。偶然得之激动不已。这个虎头龙身的铜制令牌，它给人的印象那么强烈。“龙”和“虎”是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历代王朝崇拜之物。这枚铜制令牌，全长20cm，令牌柄首是瞪着一双大眼的虎头，令牌中部一条蛟龙游弋在波涛汹涌的东海之中，中上部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回旋彩云图案，令牌顶部是锋利的箭簇式造型。图案简洁、明快深沉，构思严谨，集艺术和权力于一身，这铜制令牌的年代据推测是清雍政年代的实物，虽然年代久远，当你手持这一令牌深感权力的份量，一瞬间有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之感。倍感震撼，进发激情，引发联想，仿佛置身于那铓锣声声，马铃叮铛，官旗猎猎的运送贡茶的壮观隆重场景……
如今，古六大茶山的繁华和官府运送贡茶的威风早已烟消云散，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的只是梦幻般的回忆。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普洱茶”，在新的世纪，在科学与技术结合发展的今天，那褐红黑亮、清香如荷的普洱茶愈发展示出她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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