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宋代形成超过唐代的多姿多彩文化现象，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是宋代贡茶的极度精致化，以及皇室成员对茶的重现与对茶艺活动的广泛介入。这种介入与原本茶叶种植、交易、饮用等极为广泛的背景又相互影响，使得原来就已经对茶叶情有独钟的文人士大夫们，对茶的关注与探究日益深入。如蔡襄的《茶录》就是因仁宗垂问北苑茶事而专门为之撰写，在宋代传今及有目可考的30种茶书中，关于北苑茶事的就有16种，超过半数。至于宋徽宗本人亲自撰写《大观茶论》，更是历代帝王中独一无二的。

      官僚文人士大夫与宋代皇族以贡茶为契机，或著专书宣讲茶艺，或撰诗文吟咏茶性，或借助茶叶完成多项政治活动，使茶的文化形象提升，茶的文化内涵渐明确、界定，使人们对茶的文化性的趋向成为普遍的认同。北宋蔡襄《茶录》以后，在建安斗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程式化的宋代茶饮茶艺文化。该类型的茶文化在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前期时传入日本，对日本茶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禹会诸候，中国统一的政统模式逐渐建立，中央政权以分封的形式来实行其统治，维系这一统治的，是各分侯诸国对宗主国的朝贡。朝贡包括定时对中央政府的朝拜，定时定量的方物贡奉，派军队跟从宗主国出征等。这种朝贡制度，既是藩隅诸侯对宗主国忠心与顺服的表现，也是直接的财政支持。经地春秋战国之乱世及秦汉之际郡县封国制度改革，分封政体被官僚系统形式的中央集权所取代，中央财政也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为一整套赋税体制。只是方物纳贡并未随之而消失，相反它一直保存下来，成为封建社会超经济强权特征的表现，不仅为皇室提供各地土产的消费与享受，并且成为独断皇权因奢糜挥霍而造成财政收支混乱时一种经常性的财政补充收入。

      方物纳贡作为制度外的制度，对于一直试图规范化但却始终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体系来说，又是地方官员进行非规范化竞争以谋求晋升的重要手段。这种常为人诟病的劳民伤财的制度，常是诗人感慨吟咏的对象。但也正是这种制度，为宋代颇具特色的茶文化的出现与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