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靖之前的茶法
据《清史稿·食货志五·茶法》及《清朝通典》载，嘉靖前的茶法主要存以下内容：
1．官茶贮边于陕甘易番马。司茶之官初沿明制，于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置西宁、洮州、河州、甘州、庄浪茶马司。后令甘肃巡抚兼管，继而又划归陕西总督管理。
2．除四川、陕西官茶外，其他省招商发引纳课，户部宝泉局铸印引由，颁引各布政司，分发产茶州县。商人向官买引。规定茶百斤为一引、征银3厘3毫；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拥帖。茶与引不能相离，经过各关时按例验引征课，并汇入关税项中解部。禁园户卖茶。卖茶无引者杖六十，原价入官。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兴贩以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3、陕甘茶引，准茶马御史自行印发，有“大引官商平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之例。顺治七年（1650年），茶引俱由部颁发，均依大引官商平分之制，例不抽税，以中马之用。商人领引赴产地买茶，每千斤准附带茶140斤，以充中途消耗。
４、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使（隶属江宁府）。
５、对江苏、安徽、江西、浙江行、湖北、湖南、云南、甘肃等省都规定了行引的数额。汉中府西乡、兴安、汉阴、紫阳、石泉等产茶州县向不设引，只许本地行销，照例征税。四川旧额、新增共106127引。山西、河南、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尚不颁引，例征茶税；商茶到境，由经过关口输税。
清初，为了解决战马来源，对四川、陕西茶实行官榷，由专商经营，进行传统的茶马互市贸易，但比较注重农、商利益和边陲少数民族对茶的需求。雍正八年（1730年）前，仍仿明制对园户实行按株征锐；八年始改以产量计证，每百斤证银4匣9毫，后猛增至1钱２分5厘。为了征收之方便，官府要求商人在收购价中扣除这一部分税银，并将其加入引价中。
四川的茶税有腹引、边引、土引及各色照票之分，其标准和方法均与东南诸省不同。腹引行内地，每引征银2钱5分。边引行边陲，每引征银4钱7分２厘。土引专用于天全司所产之茶叶，每引银3钱6分2厘。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以后，四川除部颁引额正税外，开始发行照票，每票征银1两８分，这是一种变相的税收，目的是要增加财政收入。
川陕茶出境历代管理甚严。康熙、雍正年问，“陕境交界处盘查茶斤，行人携带10斤以下者，停其搜捕。如有驴驮车载无官引者，即系私茶，照私盐律治罪。失察官员惧照私盐例议处。”其目的是控制税源，而不是怕茶叶外流而影响易马。因为自康熙以后，蒙藏地区日趋安定，战马有来源，且茶马互市的作用已逐渐失去意义。
东南地区实行招商发引，民间经营控制较松。云南茶则控制较严。据史载：“雍正七年（1729年），总督鄂尔泰奏，设总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其茶令茶户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