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濮人种茶
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钢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上述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巴蜀之茶已作贡品。据吴觉农《茶经述评》称：当时所指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及云南、贵州两省部分地区，故贡品中有云南茶。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八国即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部族国。其中髳族濮族均祖居云南，髳族分布在今牟定县，濮族分布面广，周秦时期称为百濮，其后裔分支很多，历代称呼为朴子。朴子蛮、布朗、蒲蛮、古刈、哈瓦、德昂、崩龙等。流传至今，云南茶区还有布朗、哈瓦、德昂等少数民族。据许慎《说文解宇》说，这些称呼都是由“濮”“蛮”二字的音源而来，只是译音取字不同而已。又据史料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清·顾炎武《日知录》也说，明清时期规定云南顺宁府的蒲蛮以矮犬为贡品；《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定甫中后将永昌郡濮民数千部落移至云南郡和建宁郡囤田。由上可知濮人祖居云南的历史长久，分布面也广，当地有适宜种茶条件，故有濮人为云南种茶始祖之说。这与上述商周时期云南以茶为贡品是吻合的。
两汉时期茶产益州
三国时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上述记载中的“荼”即古茶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尝羌臣服于汉，武帝赐以金质“滇王之印”，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的晋城)领27县，包括今曲靖、玉溪、昆明、大理、保山等地(州市)的辖区。东汉明帝时在滇西设永昌郡之前，先设西部都尉，仍归益州节制。汉献帝建安19年(公元214年)设庲降都尉于今之曲靖，统辖益州、朱提(今昭通一带)、兴古(今文山，红河州部分地区)、永昌(今保山和临沧地区)、云南(今大理和楚雄部分地区及云南东南部及贵州南部)、越(今四川西昌和云南丽江及楚雄部分地区)七个郡。可见两汉时滇治均属益州管辖。故吴普《本草、菜部》所称益州主要是指现今云南所属之地。
三国时期南中茶子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平夷县，郡治有珧津、安乐水，山出茶、蜜”的记载。据吴觉农《茶经述评》载：“平夷县约当今云南富源县地。”平夷县距当时南中的中心味县(今曲靖)140里。
唐·陆羽《茶经·七之事》(公元775—780年)载：“晋傅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粟、垣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南中系东汉末时对今全滇和黔西北、川西南的总称。诸葛亮平定南中后，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县移至味县，统管南中之地，味县遂成为当时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傅巽以南中茶子与当时国内外名特水果等产物(宛柰即大宛国的苹果，西极石蜜即天竺国的冰糖)并列，可见云南茶子当时已有盛名。
唐宋时期茶出银生城
唐·樊绰《蛮书·管内物产第七》(公元864年)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银生城(今景东县)界诸山，即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之地。蒙舍蛮系唐代洱海附近居民的六诏之一的南诏，居住在今巍山、南涧县境。
南宋·李石(约12世纪中期)《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上述记载说明唐宋时期云南产茶集中在滇南，采制粗放，饮用方法都是加上香辣等配料煮饮。并且可知当时云南茶已销往西藏等地。
明代名茶问世
明·冯时可《滇行纪略》(16世纪下)载，“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按：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惠泉指天下第二泉——无锡惠山泉，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亦称卧龙。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滇略》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明末(1639年)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滇游日记》载，“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甚佳，焙而复爆，不免黝黑。”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太华茶招待。
上述记载表明，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云南已有名茶出现，焙制方法未臻完善,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
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
方以智《物理小识》(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
刘健《闻夜录》称：顺治18年(1661年)3月在北胜州(今永胜县)与藏人互市茶马，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
曹雪芹《红楼梦》第63回记述：“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焖些普洱茶喝，袭人、晴雯二人忙说，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经喝过两碗了。”
王昶《滇行日录》(1768年)载：“普洱茶味沉刻，土人蒸以为团，可疗疾，非清供所宜。”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1799年)称：“普洱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
师范《滇系·山川》(1807年)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220里曰莽芝；260里曰革登；340里曰蛮砖；365里曰倚邦；520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阮福《普洱茶记》(1825年)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
雪渔《鸿泥杂志·卷二》(1826年)有：“云南通省所用茶，俱来自普洱。”
段永源《信征别集·卷下》(1867年)载：“朱继用又言：思茅厅地方，茶山最广大，数百里间，多以种茶为业，其山川深厚，故茶味浓而佳，以开水冲之十次，仍有味也。而归其名于普洱府。其实普洱之茶，皆思茅所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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