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茶事资料见于文献者，仅寥寥数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魏晋南北朝史料中，茶事资料明显增多。这表明，茗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已呈渐成气候并稳步发展。故唐宋时主张茶起源于魏晋说者颇有人在。
约与陆羽同时代的韩翃曾代田神玉作《谢茶表》，其中有一联名句称：“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文苑英华》卷五九四引）前句指吴主孙皓密赐韦曜以茶代酒的故事，后句指晋臣分茶给友人。此乃中国文人常见之礼俗，又称“分甘”或“分贶”等，而有学者竟又与宋代才有的茶艺形式“分茶”混为一谈。唐宋时人仍有将名茶赠给友人称作“分茶”者，如邵雍《击圵集》卷五《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烟岚深处点。”即为明显例证。被誉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就主张茶饮始于魏晋。无独有偶，欧阳修亦以为：“茶之见载前史，盖自魏晋以来有之。”《茶经·七之事》凡辑録茶事资料四十五条，其中三十九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事，占87%的绝对多数。茶事记载的增多，与茶饮由南向北逐渐推广应是同步的。故陆羽卒后约半个世纪，唐杨晔在《膳夫经·茶录》中写道：“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取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膳夫经·茶录》约撰于大中十年（856），作者认为晋宋间吴人还保留着茶叶菜食的习俗，可能是指寻常百姓人家，也许当时茶还是贵族、文士的专享品，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尚未“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还认为，中唐以后，茶事始盛。此乃颇有见地之论。杨晔是书，罕见前人论及。
在陆羽《茶经》成书以前，关于饼茶的制作及煮饮，仅见一条独家记载，据称出于《广雅》：“荆巴间采茶作饼，既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段引文，始见于《茶经·七之事》。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教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指出，此文与张揖《广雅》之文体完全不同，不可能是《广雅》中文字，疑是书名有误。此文亦见宋本《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太平寰宇记》卷一九三等，皆引作《广雅》。是否在唐以前还存在另一种同名为《广雅》之书呢？三国时魏国的张揖不可能如此详尽地记载饼茶的制作、煮饮法及其功效，殆无可疑。但是南朝后期乃至隋唐间，随着茗饮的推广，人们对饼茶的认识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毕竟某种程度承继了《修文殿御览》资料汇编功能的《太平御览》，完全有可能据同名之《广雅》记录下这条可贵的资料。这条唐以前史料最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茶以“米膏出之”，这是茶米一词最合理的诠释；二是以姜葱等“芼之”，即保持茶菜食的孑遗。可认为是从菜食到饮用的过渡期方式。诚如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五所云，这一捣末煮饮饼茶之法，一直流传到明代，“蜀人饮擂茶是其遗制”。上引资料的重要性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从茗粥到茶饮的过渡期，也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孕育、奠基期。
所谓“魏晋风流”，即主张个性的解放和张扬。《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堪称其代表。这种“风流”，并非终于东晋，南朝仍一脉相承。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就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得以充分展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魏晋风流与两宋文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先后辉映的基本特征，即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发人深思的是：这两个时代堪称茶文化史上的两大转折期，前一个转折以茗饮从王公贵族到士大夫间的流行为特征；后一个转折则以茶饮的精致化、普及化、平民化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魏晋是茶饮的发轫期，宋代无疑是其发展的顶峰期。盛行于日本的茶道，正是南宋茶艺东传，经其本土化改造而成。其核心技艺，如代表性茶具茶筅的运用，早在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就有高度成熟、出神入化的描绘，这比日本茶道的萌芽期早了100余年。
无独有偶，魏晋与两宋，又都是对释、道比较宽容或包容的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存交流、融合渗透的时期。茶作为三家共同嗜饮的饮料，绝非偶然。三教茶饮方式的各不相同，也将我国的茶艺水平推向极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茶不无关系：以茶养廉，以茶示俭，藉以为媒；服食祛疾，参禅打坐，藉茶以助。甚至以茶为祭品，亦始见于齐武帝祭母及遗嘱。道家将茶作为养生保健饮料，亦始于此时，代表人物是有深厚道学修养的陶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