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普洱、思茅在明、清时期的繁盛皆因茶叶，西双版纳的茶叶明清时期大都在普洱、思茅交易，清咸丰五年（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义占领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叶从清咸丰年间起就开始折向，绝大部分往东南亚、广东、香港方向销，普洱、思茅茶市因乱战从咸丰年起走向衰落，同治末年（1874年）杜文秀起义虽被平息，但从光绪年至民国26年，六大茶山各茶号将茶叶销往东南亚、广东、香港等地的走势却一直没有改变，普洱、思茅未能恢复到咸丰年以前的景象。
澜沧江西岸的勐海光绪初年已有汉人进入收散茶，一部分销缅甸，一部分销江东的易武、倚邦，一部分经澜沧、双江、凤庆、巍山运往大理，而不从普洱、景谷、景东方向走，到1930年以后勐海运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经缅甸、印度入西藏，勐海茶已不走普洱、思茅。
普洱茶的生产交易中心在民国期间逐渐转移到勐海地区。我们来看一下思茅从光绪年至1940年的情况。1880年至1920年间，思茅、普洱没有再发生战乱，社会较安宁，思茅茶业曾一度有所恢复，最好时思茅曾有20多家茶号，加工的茶叶一部分送东南亚，一部分送思茅海关（1896年思茅设海关），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1913年普洱府撤销）。正当思茅茶业出现兴旺时，天降大祸于思茅，1921~1924年思茅发生了严重的瘟疫，致使思茅十室九空，人口急剧减少，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迁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从思茅迁回普洱，因瘟疫不退，1926年以后思茅商业一落千丈，私人茶庄全部倒闭，1931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思茅从一等县降为三等县。
1937年，法国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挠易武、倚邦的茶进入越南，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茶叶销路受阻，19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四个地区，仅剩佛海（今勐海）还有路可出，那就是经打洛出境销往缅甸和西藏，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庄已增至20多家，这是佛海私人茶庄的黄金岁月，以1936年来比（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当时能与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
易武让位给佛海，也许是历史的安排，范和钧的到来开始了佛海制茶工艺从传统到现代的全新起点。1939年4月范和钧奉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之命来佛海建厂后，为了垄断经营，范通过缪云台、郑春鹤向孔祥熙建议，茶叶出口要由政府专营，孔祥熙对范和钧的建议心领神会，1939年6月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下文，禁止私人运茶出境，茶叶外销权归中国茶叶公司，孔部长的这道命令，使澜沧江以东的易武、倚邦的私人茶庄动弹不得，这些茶庄占领东南亚、香港市场已近百年，尤其是光绪年后易武、倚邦的茶80%销往东南亚、香港。孔部长一纸命令，使他们从今后不能再从六大茶山的各个山口驼茶出境，范和钧不露声色，一纸电文将六大茶山的几十个茶号控制住。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号纷纷向江对岸佛海的范和钧俯首称臣。易武、普洱、思茅从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舞台上退下。
再把目光移一下，回到民国初年，我们还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转移与国外势力也有一些关系。民国成立后，洋人在思茅海关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海关形同虚设收不到税，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云南的茶叶，他们知道巴黎、伦敦需要云南茶，西藏更是离不开云南茶，从1912年至1926年英国人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栋，这里离勐海打洛仅几十公里了。从打洛→景栋→仰光→加尔各答→葛伦堡→西藏，比从普洱→大理→丽江→芒康→拉萨方向缩短约一个月的路程，云南的马帮竞争不过英国人的火车、汽车。英国人在思茅海关收不到税，修条公路接打洛，便在缅甸、印度坐收渔利，洋人也在其中拨了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