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新觉罗·弘历还未登基成为乾隆皇帝，正是风华正茂、身为太子之时，便写下一首与普洱茶有关的诗词——《烹雪用前韵》，其中两句为“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乾隆皇帝一生爱茶、嗜茶，品茶、鉴茶无数，对茶自然有着独到感悟与深厚研究。乾隆皇帝以这样的诗词来赞颂普洱茶，可见其对普洱茶的充分认可与情有独钟。因为乾隆皇帝的这首诗，从前一直因受自然、地理、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而籍籍无名的普洱茶，从此由山野之茶列登皇家贡品，其身份变得尊贵无比。乾隆皇帝当政以后，大清帝国步入全盛时期。虽然云南地处边疆，但普洱茶因其独有的品质和功效，越来越受到上至皇家贵胄，下至黎民百姓的追捧。而乾隆皇帝品饮普洱茶后留下的这首《烹雪用前韵》一诗，更是为普洱茶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
普洱茶成为贡品之后，很快又被大清王朝列为“国礼”。在查阅和接触有关普洱茶文献资料时，我们能见到这样的描述：清乾隆五十八年，以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的英国使团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委托出使中国，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乾隆皇帝先后几次赠送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使团成员大量礼物，其中有不少普洱茶。说明普洱茶已成为“国礼”，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从普洱茶历史文化考证的角度，我们自然会产生如下这些疑惑：乾隆年间普洱茶成为国礼的文献依据是什么？乾隆皇帝是在什么情况下赠送英王和英国使团普洱茶的？赠送了多少？最关键的，是这些普洱茶最终的命运如何？笔者试图查阅过很多文献资料，一开始一无所获。后来，笔者有幸在旧书摊淘得两本书，一为清代梁廷枏撰写的《海国四说》，一为乾隆年间参与出使中国的英国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所撰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仔细翻阅这两本书，发现这两本书都对英国使团在乾隆年间出使中国一事做了详细的记载。更重要的是，从普洱茶文化研究的角度，这两本书都对乾隆皇帝赠予英王及使团成员的普洱茶有详细的记录，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对普洱茶历史文化的挖掘与考证，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海国四说》中有关赠送英国国王及英国使团成员普洱茶的记录
本文为了还原史料的真实性，让各位普洱茶爱好者能对文献资料有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并从文献资料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今后有人在引用这些材料时含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因此，在涉及普洱茶的文献材料时，尽量完整录用。而不是为了突出普洱茶而省略其它，或者为了节约字数而支离破碎。
（一）（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乾、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二）二十九日，于太和门颁给敕书。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又，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蔡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二、《海国四说》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乾隆皇帝赠送英国国王及英国使团成员的普洱茶特点
（一）数量多。从文献资料来分析，大清帝国乾隆年间先后多次赠送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及英国使团成员的礼物种类繁多，数量不一，而且根据赠送对象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礼物清单中，普洱茶与其它各类礼物数量相比较，其占据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记录极为详细，可见其分量较重。另，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所记录的赠送的茶品数量与《海国四说》略有出入，本文对两书统计核对后，按照数量多记录为准。
1、乾隆皇帝先后向英王乔治三世及英国使团各成员赠送普洱茶团122个（《海国四说》中为120个），大普洱茶团2个。其中，赠送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普洱茶团数量先后达88个；赠送马戛尔尼的普洱茶团数量为8个，大普洱茶团2个；赠送乔治·斯当东的普洱茶团有4个，赠送乔治·斯当东的儿子托马斯·斯当东4个，其他人员合计18个。
2、赠送茶膏26盒，其中，赠送英王乔治三世的先后达14盒，赠送马戛尔尼的为4盒，赠送乔治·斯当东的为2盒，赠送托马斯·斯当东的为2盒，其他人员合计6盒。
3、赠送砖茶36块，其中，赠送马戛尔尼2块，赠送乔治·斯当东2块。
4、赠送女儿茶34盒，其中，赠送乔治·斯当东10盒，赠送托马斯·斯当东8盒，其他人合计16盒。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礼物中，瓷器、锦缎、茶叶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种礼物。在茶叶类礼物中，除了普洱茶，还有当时名气很大、产量很高，而且已经外销到很多国家的武夷茶、六安茶等茶品，但在乾隆皇帝赠送给英国客人的礼品茶中，这些茶品的数量远不及普洱茶之多。
（二）品种多。根据目前已有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断定《海国四说》一书中提到的“茶膏”、“普洱茶团”、“女儿茶”等皆为产自云南的普洱茶。
清代道光年间曾随父在云南工作过的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一文中写道：“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新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
该文又记载：“《思茅志稿》云：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较众茶树高大，土人当采茶时，先具醴礼祭于此，又云茶产六山，气味随土性而异，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已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
生活在乾隆时期的医学名家赵学敏在其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南诏备考：普洱府出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专、慢撒六茶山，而以倚邦、蛮专者味较胜。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虚人禁用。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按：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有伪作者，名川茶，乃川省与滇南交界处土人所造，其饼不坚，色亦黄，不如普洱清香独绝也。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物理小识：普雨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物，与六安同（按：普雨即普洱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皮血者，研敷立愈。”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乾隆时期，上至皇家贵胄、下至黎民百姓，都已形成“普洱茶产自云南”的共识。从形状与加工工艺上区分，普洱茶的加工工艺早已有之，而且加工的品种多种多样，可以分为团茶、茶膏、女儿茶、瓶装芽茶等多种。从功用方面而言，普洱茶不仅可以“解油腻牛羊毒、逐痰下气、刮肠通泄”，也具有“醒酒、清胃生津”等保健功效。
（三）档次高。普洱茶首先是作为贡品进入皇宫，然后又成为国礼走出国门，这说明早在清乾隆年间，普洱茶已成为一种档次极高的贵重物品。
按照阮福的记录，清代用来进贡朝廷的普洱茶是有严格要求的，首先是产品品质要有保证，必须用上等的原料制作而成；然后在加工工艺上也有严格要求，凡进贡茶品，必须精良制作。也如赵学敏所言：“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至于“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这些都是将上等茶品进贡之后剩下的较为逊色的茶品，只能民间流通和饮用了。
英国使团的到来，乾隆皇帝是非常重视的。在英国使团还没有抵达京城及热河时，乾隆皇帝就曾三番五次的要求相关官员随时禀报使团行程情况，并要求地方各级官员务必做好接待工作，以显示大国风范。在这种基础上，乾隆皇帝赠送给英国国王及英国使团各成员的礼品，自然是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英国使团抵达之后，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当时权倾一时的重臣——和珅。从各种细节来分析，无不体现出乾隆皇帝在接待英国使团时的规格之高。而产自云南的普洱茶，能列入如此庞大的礼物清单中，且分量之大，可以看出普洱茶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乾隆皇帝和当时的权臣和珅极为看重普洱茶，把普洱茶作为贵重礼品赠送给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使团各成员。
同样是在《海国四说》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嘉庆）二十四年，（暹罗）副使至京，进万寿贡：大寿烛五对，小寿烛五对，冰片二两，金钢钻一斤，沉香二十斤，燕窝十斤，犀角二十斤，檀香一百斤，荷兰毯二领，降真香一百斤，豆蔻二百斤，砂仁二百斤，胡椒二百斤，翠鸟皮五百张，孔雀尾五十屏，象牙三百斤，黄二百斤，紫梗二百斤。又贡方物如例。加赏副使玉如意、仙果、献瑞花、普洱茶膏、人参膏、蜜饯、荔支、哈蜜瓜。赐宴正大光明殿，入同乐园听戏。” 这是乾隆之后，嘉庆年间的事情。当时的暹罗，即今天的泰国。泰国使者到京城进贡，按照惯例，得到各种赏赐。但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数量上、品种上，都无法与当年乾隆皇帝赠送英国国王及英国使团成员的普洱茶相提并论。
三、乾隆皇帝赠送英国国王及英国使团成员的普洱茶去了哪里？
英国使团于1793年出使中国后，带着大清帝国赠送的各种礼物开始返程，于1794年9月顺利返回英国。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后写到：“特使及全体随员在将近两年的期内为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全体人员所接触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前所未有的不可磨灭的愉快印象。”马戛尔尼等人远涉重洋，最后成功返回英国，说明这些普洱茶是已经被全部带入英国境内。这些带回英国的礼物，究竟去了哪里？在已有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普洱茶流入英国的报道，也无人提及英国人是否有过品饮这些普洱茶的记载。从目前的各种资料文献中无法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由于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我们也无法获得任何信息和证据。
第一种猜想：就是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在亲临中国之后，得知普洱茶是极为珍贵难得的茶品，而且可以长期保存，甚至知道这种茶具有越陈越香的特点。于是，在未回到英国之前，使团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即不把乾隆皇帝赠送的普洱茶上报乔治三世，或者公诸于世，最终成为私人藏品。但这一点通过《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记载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本书的附录中已经详细记录了乾隆皇帝赠送的各种礼物明细，说明是已经被英国人知晓了的。
幸好，当时参与出使中国的英国使团副使斯当东根据各使团成员的记载，编著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和论断的依据。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提到：“特使回馆舍不久，皇帝又遣人送来丝织品、茶及瓷器三种礼物，特使及随员人各一份。……茶则并非普通散开的茶叶，而是一种用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此种茶可以长远保持原来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这种茶叶出产于云南省，不经常出口外销，但英国人喝起来不大合乎口味。”
从斯当东的叙述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国人对普洱茶了解并不是很多，大概只知道普洱茶“产于云南”和“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大清王朝的各级官员也未对英国使团成员就普洱茶的品质、加工工艺等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因此对普洱茶的加工工艺存在一定误解，认为这些具有各种形状的普洱茶是“一种用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斯当东指出普洱茶“可以长远保持原来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这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对普洱茶的品质、地位予以认可。
但由于在饮茶方面英国国人口味的差异性，对普洱茶生产加工工艺的误解，我们可以有第二种猜想：即当时的英国使团成员并没有重视数量极多的普洱茶。在回到英国之后，这些在中国本来是极为贵重的茶品，反而没有得到使团成员的推荐，也没有受到英国国王及皇室成员、达官贵人的器重，从此被打入冷宫，蒙尘蔽日，被人为遗弃，使普洱茶失去了一次在英国普及并发扬光大的重要机遇。与之相对应的，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的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大量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十分庞大，其中尤以武夷茶、功夫茶、贡熙茶等为大宗商品。
四、大清王朝赠送各国普洱茶对我们有何启示
（一）从当前的普洱茶历史文化挖掘与整理及普洱茶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海国四说》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说明早在1792年前后，即距今200多年前，普洱茶已成为大清王朝的贵重物品，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国礼，走出国门，远渡重洋，传播到英国、泰国、朝鲜等国家。虽然因为种种因素，普洱茶并没有在这些国家得到推广与普及，但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为普洱茶文化积淀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在这方面，韩国韩瑞大学茶学系主任、教授，韩国中国普洱茶研究院院长姜育发先生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整理出《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史稿》一文，对普洱茶流入历史上的朝鲜提供了许多详实的文献资料。
在浩如烟海的人类历史文献资料中，还有多少涉及普洱茶？还有哪些会为普洱茶的历史积淀提供更多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个未知数。因此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挖掘、整理并公诸于世，以期让更多的普洱茶爱好者共享。
（二）从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关于普洱茶“是一种用胶水和茶叶混合而制成的球形茶叶”的叙述，再结合当下社会各界对普洱茶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也应该反思，对普洱茶的定义、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品质、加工工艺等各方面的宣传普及，不仅在清代就已存在问题，并导致受众产生误解；即便是在信息社会的今天，因为各种专家、学者、茶人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导致消费者、普洱茶爱好者们对普洱茶依然存在诸多误解。比如目前有人认为“以云南省以外的茶叶原料制作的饼茶、砖茶等也可称为普洱茶”、“普洱茶属于黑茶”、“只有后发酵茶才能算作普洱茶”等等，令无数消费者云里雾里，不做所措。
如何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弥补不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年的普洱茶未能受到更多人的了解和认识，这有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也有口味方面的因素。但英国从一个原本并不产茶的国家，竟然能让红茶流行，甚至称为国饮，这是否也值得普洱茶行业的人士深思呢？作为产自云南的原生态茶叶，普洱茶应当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才对。茶叶最早被引进到欧洲大约是17世纪中叶，并且很快就传入英国。在18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茶叶从上流社会的嗜好品迅速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需求。汤姆·斯丹迪奇在其著作《六个瓶子里的历史》里指出：“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初的英国几乎没有人喝茶，可到了18世纪末几乎全国上下人人皆在饮茶。1699年，英国官方的茶叶进口量大约是6吨，一个世纪之后就达11000吨，每磅茶叶的价钱降到了100年前的1/20。这个数字在1784年茶叶进口税大幅下调之前，如果算上走私茶的话，大概还得再翻上一番。另一个因素就是普遍掺假，从进口的茶叶开封到最终售出，商家在每个环节上几乎都有掺假行为：他们在茶叶里掺上经化学着色剂伪装的柳树叶、锯末、花瓣，还有更荒唐的，据记载有一次竟掺入了羊粪。所以，实际消耗量比进口量要多出很多。一方面，经过数月漫长的海上运输，红茶比绿茶更容易保鲜；另一方面，基于掺假的原因，红茶越来越受欢迎，因为许多做假绿茶的化学药剂有毒，而假红茶即使掺假也还相对安全。于是红茶开始取代口味清淡、苦味较轻的绿茶，红茶加上糖和奶，品起来则更加齿颊留香。”
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卫东先生在《十八世纪的茶叶贸易与中英交流》一文中写到：“茶叶在两百来年的中英贸易史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很多问题由此引出，很多问题也只有从中去寻找答案。”按照汤姆·斯丹迪奇“红茶比绿茶更容易保鲜”及“假红茶即使掺假也还相对安全”这些观点，再结合乔治·斯当东所认可的普洱茶“可以长远保持原来味道，在中国系最贵重之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生长在终年湿润、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地肥沃、无污染、不施农药的原始森林中的云南普洱茶，其品性温和，并具有各种保健功效，在人们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身体健康的当今社会，更应该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前景。
(责任编辑：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