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七年（1729）设思茅通判，并设思茅总茶店，茶叶归官府管辖收售，雍正十三年设思茅厅，辖车里、六顺、倚邦、易武、勐腊、勐遮、勐阿、勐笼、橄榄坝九土司及攸乐土目共八勐地方。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边疆开拓，商业兴盛，那时，省外江西、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诸省，以及省内石屏、建水、通海、河西、玉溪等县商人，络绎而来，经营茶叶、棉花、各类杂货等。乾隆、嘉庆年间是思茅茶叶商业最繁盛的时期，商贾云集，各地商旅纷纷在思茅开设茶庄商号，兴建同乡会馆，有两广会馆、江西会馆（萧祠）、四川会馆（川Ｉ主庙）、贵州会馆（黑神庙）、两湖会馆（土主庙）、河西会馆（河西庙）、迤西会馆（大理、丽江会馆）、玉溪、新平、峨山会馆（大清寺）、剑川会馆（鲁班庙）、云府会馆、石屏会馆等。《思茅县志》及有关史料载，道光三十年（1850），思茅厅外来人口客籍户已达5571户，是土著户1016户的4.5倍，多数为商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后，思茅设立海关，茶叶加工出口销售繁荣。光绪年问，思茅城区加工茶叶较有名的是：同仁利、恒盛公、裕泰丰、信和仁等几家商号，每户有揉茶灶2盘，每盘灶年加工茶叶少的四五百担，多的高达千余担，加工出口的茶有圆茶、方茶、紧团茶、双喜茶等。
民国三年（1914），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仅思茅城区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商业市场在城外南门正街，教场坝即是海关的报关验货之地。东门外沿城埂至南门的顺城街，都是开设人马客店，连接顺城街的新兴街，又多是与茶叶贸易有关的手工业，木匠、皮匠、铁匠等，经营马帮所需的鞍架、皮革、铜铁制品等。
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载：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民国年间，思茅揉制茶叶出售的茶庄商号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22家，每年由产地茶山运集思茅加工的毛茶在万担以上（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当时有名的揉茶师傅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雷永丰”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恒和元”是当时思茅较大的茶商之一，业主陈镜若，曾任思茅第二届商会会长，民国九年（1920），经销七子圆茶300余担、紧团茶1200余担。在产地加工茶叶，在思茅设经销门市的有倚邦恒盛公商号和乾利贞商号，勐海洪盛祥商号、同信公商号等，在易武倚邦制茶的钧义祥茶庄，总发行所在思茅。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茶叶贸易的恒盛公茶号，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恒盛公茶号原在思茅，移到勐海建厂后，一度改变商标，为藏胞怀疑，销售锐减，便又恢复老招牌，在每沱茶内，仍揉进一白棉纸，纸上印有“思茅恒盛公”字样，才又恢复了销路。
上述这些茶庄商号，由制茶师傅把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4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乾利贞棠聘号内飞配揉制成紧茶、砖茶，专销藏族地区；圆茶专销省内外各地，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思茅钧义祥茶庄专制包装精美的普洱茶，除销内地外，还在石屏、蒙自、昆明、上海、香港有代售处，在缅甸仰光、、阿瓦（曼德勒）、暹罗（泰国）、曼谷、景迈（清迈）、新加坡等地有分售处。
民国年间，思茅公认的知名茶庄首户是雷永丰茶庄，第二代茶庄是大有庆茶庄。雷永丰茶庄的庄主雷逢春，名朗然，据族人雷波君回忆，是为石屏人氏，思茅辟为通商口岸的光绪年间（1985～1897）到思茅，初营小百货，后发展为茶庄，自制沱茶、七子圆茶和少许葫芦茶。雷氏茶庄，由于资金足、实力强，从原料配方、制作到包装，在当时都非常讲究，开茶制作季节，茶庄已按指定茶区收足了原茶，备好柴火后，按拣茶、配茶、蒸茶、揉茶、凉茶等一系列顺序展开。制七子饼圆茶由名师主持制作，成品用浸泡过的竹笋叶包裹，篾条箍扎，再在笋叶上盖上朱砂红大印，7个一捆，放人“茶票”，即算完工，待马帮来捆货上驮。雷氏茶庄经营门道多，在昆明正义路设有“杨复济”商号，主营茶叶，雷氏茶庄年销量千担左右。大有庆茶庄的庄主高岳生，又名高峻，亦石屏人氏，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只身前往思茅雷逢春家门下，当茶庄小伙计，后成雷永丰茶庄庄主的三女婿，后来自立门户，独立主营大吉祥商号，再兴办大有庆茶庄，民国十九年（1930）前后，生意兴隆，并在昆明开设“陈永兴”商号，主营茶叶，经营方式和门路超过雷永丰茶庄。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茶业下滑，揉茶量减少，大有庆茶庄因只有老茶而无新茶而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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