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魏晋是酗酒问题最严重的时代，魏晋风流第一阶段的竹林风流更是以酗酒为特征，酒俨然成为魏晋的时代特征。这种社会环境逼迫社会精英沉溺于酒海，进而刺激了整个社会的酗酒之风愈演愈烈。但是除了个别的例外，像阮籍那样迫于无奈的酗酒已不复存在了，徒存于通达自然的幌子。以酗酒废职为荣，以勤恳工作为耻，这一社会价值尺度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外族入侵的形式给中原士人以惨烈的教训。

风流观的改变，为茶在中国历史上以酗酒而著称的晋代盛行起来制造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得俭约的茶宴在以奢侈著称的晋代形成。尽管难以回答茶对于酒究竟起了多少制约作用这一质疑，从此之后酒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后的中国，官僚若“酗酒废职”，势必受到弹劾。这一变化的社会基础之一是贵族制的走向终结。魏晋南北朝是贵族社会，九品中正制度，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到了唐代，尽管贵族制尚未土崩瓦解，但是贵族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受到了冲击。具体表现在科举制度逐渐确立上。国家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选拔优秀的知识人才入社会管理体系，他们必须对国家负责，对皇帝负责。

除此之外,奢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重要社会特征。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总结道：“晋、南北朝贵人豪族之侈靡，实为其时风俗之大弊”。这恐怕是两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共识。王恺和石崇争豪斗富的故事正是晋代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东晋时期，经历过惨痛战争之后，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意识逐步得到了重视，儒家的行为规范又被重新承认了。节制禁欲同时成为了社会共识和社会需求。俭约品质的茶宴，在此时酝酿发展无疑适逢其时。

应此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饮茶习俗和新型宴会——茶宴。自然被赋予相应的精神特征，由于酗酒和奢侈、无责任心的连带关系，反过来赋予饮茶以俭约的精神，同时与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相表里。在饮食生活中，茶与酒相抗衡，保证了从此之后中国人的平衡、健康的饮食结构。在社会生活中，茶的普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要求个人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强化社会责任心。酗酒之后的酩酊是自我意识膨胀，而将社会意识抛之于九霄云外，而饮茶的清醒兴奋则完全适宜于紧张严肃的工作需要。因此，在饮茶习俗逐渐形成的魏晋南北朝，茶的醒酒、少眠的功效被充分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