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贡”，乃藩属国、臣下向宗主国、君主进献的专用字。中国历史上曾有“九贡”之制（九贡：祀贡、嫔贡、器贡、历贡、物贡、服贡、游贡、材贡、货贡）。
“贡茶”是古时地方向朝廷或统治者进献的名贵特产，即“物贡”之一。据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焚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这段史料说明巴国曾于三千多年前向周武王进贡茶叶（另一种观点：据任乃强教授考证，茶叶并非进贡给武王，而是巴国统治者自己向属民征纳贡品，时间晚于武王伐纣700余年。见任氏著《巴蜀上古史》。）。是为“贡茶”之始。
茶学专家裘览耕在“巴蜀茶文化史话”一文中写道：“据《茶谱》记载，在南朝萧齐时期（479～501年）前‘蜀州晋原（郡）洞口漕造茶为饼，印龙凤于上，佈以金箔，每八饼为一斤，入贡。’……这是四川（也是中国）茶史上制造龙凤茶饼和以饼茶进贡的最早记录”。这样算来，紧压茶做为贡品已有1500多年。
茶树在植物学分类中属于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纲(Dicotyledoneae)、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lamydeae）、山茶目（Theales）、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Camellia）。著名植物学家张宏达教授在1981年的专著《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将历史上被广泛利用、制作商品茶的茶树列入茶亚属﹝subgen.thea(L.)Chang﹞、茶组（sect.Thea）、茶系（Sinenses Chang）的两个种：“茶种”（Camellia sinensis（L）O.Ktze）和“普洱茶种”（Camellia assamica（Mast）Chang）。近年来随着种质资源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茶种”原产于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云贵高原即古巴蜀地区、“普洱茶种”原产于以“古六大茶山”（即攸乐、莽枝、革登、倚邦、蛮砖、曼撒或称易武）为代表的滇南地区的论点逐渐在国内外植物学界形成共识。中国历史上的名茶诸如“西湖龙井”、“政和白毫银针”、“君山银针”、“武夷岩茶”、“祁门红茶”、“苍梧六堡茶”等，制茶原料都来源于“茶种”；而“古六大茶山”所产的散茶、紧压茶因集散于“普洱”而得名的“普洱茶”和“红茶之父”冯绍裘创制于抗战期间的“滇红”是采用“普洱茶种”原料制作的典型。
张宏达教授同时认为，“普洱茶种”、“茶种”都是由亿万年前出现的原始茶种演变而来，二者之间有亲缘关系，却没有从属关系；前者比后者的历史更悠久。
普洱茶是云南历史名茶。远溯商周，近追汉晋，闻于唐宋，兴于明而盛于清。
业界目前比较统一的认识，“濮人”（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是云南种茶的先行者。据《布朗族史志》记载，佛历723年（公元180年），布朗族人在头领的带领下种下了第一棵茶树，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了。
清光绪《普洱府志•古迹》载：“旧时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金莽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以名其山”；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檀萃撰《滇海虞衡志•卷十一志草木》载：“（革登）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一直以来，云南各民族将孔明奉为“茶祖”，四处流传着孔明遍历茶山并遗器于六山、茶王树为武侯遗种及居民祭祀的传说。“古六大茶山”、“普洱茶”盛名已久。
唐咸通四年（公元864年）樊绰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明确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状元李石所撰《续博物志•卷七》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谢肇淛著《滇略》卷3载：“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阮福著的《普洱茶记》载：“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那么，“普洱贡茶”又始于何时？
传说在明代中晚期，倚邦茶山的曼松茶已列为贡品，负责管理贡茶的头目还被当地人尊为“贡茶王”。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车里宣慰使司刀应勐将“古六大茶山”统一划入“茶山版纳”，由设在倚邦的“土便委”土司署管理。可见当时茶业已兴。但，“贡茶”之名不见于史料。
少年即随父举家迁往昆明的前清附生罗养儒于民国时期撰写的《记我所知集·卷十八·解茶贡》（1996年3月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易为《云南掌故》）中云：“论云南贡茶入帝廷，是自康熙朝开始。康熙某年有旨，饬云南督抚‘派员，支库款，采办普洱茶五担运送到京，供内廷作饮’。自此，遂成定例，按年进贡一次”。罗氏在文中没有说明其史料来源。从文字里出现“某年”这种含混的字眼来分析，考无实据的成份居多。
当代研究普洱茶的学者和茶人，对普洱茶何年始贡，有认为“至迟在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期”的，如王郁风氏；有认为象明等五山始于清雍正六年、易武（曼撒）茶山始于清乾隆三十年的（由清乾隆五十一年《曼撒寄户临时执照碑文》中有“自三十年贡典以来……”等字样推知），如高发倡氏；有认为始贡于清雍正九年的，如詹英佩氏、张毅氏；有认为始于“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改设思茅同知，列普洱茶为贡茶，指定为曼松茶……”的张顺高氏、梁凤铭氏；有认为始于“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政府将普洱茶列为贡品……”的周斌星氏、马顺友氏；还有认为“乾隆年间清廷将六大茶山所产茶列为贡品，年约660担……”的陶德臣氏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万秀锋在“清代宫廷贡茶述论”（载于《故宫博物院及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珍藏茶文物精品集》，澳门艺术博物馆2013年出版）一文中写道：普洱茶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一六年）进入宫廷，“开化（今云南省文山县）总兵阎光纬‘进普洱茶肆十圆，孔雀翅十副，女儿茶捌篓’，这是普洱茶进入宫廷的开始。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同年八月初六，云南巡抚沈廷正向朝廷进贡茶叶，其中包括：大普茶二箱、中普茶二箱、小普茶二箱、普儿茶二箱、芽茶二箱、茶膏二箱、雨前普茶二匣，从此开始了普洱茶进贡的历史。”可惜的是，万氏没有注明史料来源。笔者特罗列于此，以供日后查证。
保守一点说，至迟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普洱茶已被列为贡品。理由有二：曾任云南布政使的广西桂林人氏陈弘谋撰写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的《培远堂偶存稿》收录了清雍正十二年三月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谕》，内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等文字，可见当时普洱茶已进贡清廷且是由“思茅通判承领办送”（据清道光《普洱府志》和《清实录》载，自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始，普洱贡茶由倚邦时任土千总曹当斋负责采办，这是清廷在古六大茶山任命的第一位普洱贡茶采办官）；另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载：“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时任云南巡抚张允随所进贡单中有普蕊茶一百瓶〔蕊茶：即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张泓撰《滇南新语·滇茶》中所谓毛尖也；毛尖之名极其形象：蕊茶纯用芽头，其上密布茸毛，岂不正符毛尖之谓？古人取名极为写实，与今日众多所谓毛尖不同。详见下文所述。〕；普芽茶一百瓶（芽茶实际上是各类散茶的总称，在此应为一芽一、二叶之散茶；历史上的芽茶始贡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1391年，‘上以其劳民力，罢龙团，唯采芽以进’。）；普茶膏一百匣（茶膏：即《本草纲目》所载之乌爹泥）；大普茶一百圆（大普茶：团茶的一种，亦称人头茶；每圆重五老斤）；中普茶一百圆（中普茶：团茶，每圆重三斤）；小普茶一百圆（小普茶：团茶，每圆重一斤）；女儿茶一千圆（女儿茶：团茶，每圆重四两）；蕊珠茶一千圆（蕊珠茶：团茶，每圆重一两五钱） ……”。有清一代，普洱贡茶的品种规格基本为以上“八色”。
附表：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云贵官员进贡的普洱茶一览
据倚邦末代土司曹仲益回忆，普洱地方岁贡“年约百担之多”（每担计150老斤）。依照贡茶负担及茶树分布面积的多少，曾有“曼松山、曼拱山（今均属倚邦茶山）、蛮砖茶山、攸乐茶山、易武茶山（含曼撒）各一山；牛滚塘（即莽枝、革登茶山）、曼腊（今属易武茶山）各半山”的“六山”说。“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抢劫一空，皇帝也无法追究，故才得以借机停止了交纳这一项贡茶”。
纵观普洱贡茶史，仅供皇家享用的曼松御贡茶无疑有着最高的知名度。自古以来就有“吃曼松看倚邦”之说。
曼松古称蛮松，属倚邦茶山范围。曼松御贡茶主要生长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相传明朝末年曾有朱姓王子居住过的王子山，方圆约20平方公里。曼松老寨又名“石头寨”，距王子山约2公里，清代茶业鼎盛时曾有上百户人家居住，主要为回族、香堂族（今属彝族）等。目前老寨已无人居住，有些住户迁往曼桂山，余下的人家在1997年全部搬迁到曼松河对岸、海拔900米的曼松新寨。新寨离老寨约12公里，按行政区划属曼庄村委会管辖，主要为香堂族。据当地人称，刚搬来时仅20多户人家，140余人；目前已有38户，200多人。
依现时情形，能竖悬杯中的茶品首推可“三起三落”的黄茶类君山银针。重心位于芽柄是其竖立悬浮的主要原因。君山银针选用茶树单芽制成，越茁壮的芽头竖立率越高且悬浮时间越久。以此推知，普洱贡茶“八色”之一的“蕊茶”全部采办于曼松山。经过“五选八弃”（“五选”即选日子、选时辰、选茶山、选茶丛、选茶枝；“八弃”即弃无芽、弃叶大、弃叶小、弃芽废、弃芽曲、弃色淡、弃虫食、弃色紫）精选出来的蕊茶（毛尖），冲入沸水后，水首先进入芽柄底部发育良好、畅通无阻的筛、导管，再逐渐由叶脉缓缓渗入芽叶，因芽叶表面角质膜完好无损、密披银毫（即《普洱茶记》中所谓“极细嫩而白”者），吸水性能差，这就使得芽柄含水量超过芽叶，从而形成蕊茶“站”在杯中的奇观。
曼松山“年解贡茶二十担”，仅蕊茶一项万难完成。普洱贡茶“八色”之一的“芽茶”也可能全部出自曼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曼松山一芽一、二叶的散茶（即《普洱茶记》中所谓“叶之少放而犹嫩者”之芽茶）也能“站”！据说易武“车顺号”的“瑞贡天朝”牌匾也是因为其创始人车顺来将采摘自曼松山的“站茶”上贡清廷而受赏得之。散茶也能“站”？这多少有点出乎笔者的意料。为了证实其真实性，笔者与出生在离曼松山不远处的嶍崆旧寨、亲眼目睹和品尝过曼松“站茶”并著有《古六大茶山史考》一书的现任职易武中学的高发倡老师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以下内容即据其口述略加整理。
2004年7月份，听曼松一位张姓朋友说寨子里有位姓罗的人家摘着了一些能“站”在茶缸里的王子山上的茶。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寨子，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罗师傅家。罗师傅拿出茶来，解释说细嫩一点的毛茶都卖了，只剩下这些了。一看，正是那种“猫耳朵”茶（当地人又称“细叶茶”，均属倚邦小叶茶），不过大部分是一芽三、四叶及对夹叶、黄片。我挑了三小撮，分别放入三个纸杯，倒入开水后，每个杯中有一、二根茶叶“站”了起来。我将每个杯子中能“站”起来的茶叶捡出来，统一放在一个杯子里，于是有了我那本书（《古六大茶山史考》P76）上的相片。纸杯不透明，我只能稍侧着拍照，所以从图上看茶叶“站”得不明显，其实际上是基本呈直立状的……当时没看时间，估计“站”了有十分钟左右……那时候的毛茶都是“紧条”。“泡条”是近年茶叶炒起来后才有的……寨子里老百姓的开水有时候放在热水瓶里，茶叶如果不是紧条，揉捻不够，就没有茶味……那天我边喝茶，边和寨子里边的老人聊天。喝到中午返回张姓朋友家吃饭，吃完饭又去喝，一直喝到傍晚，前后喝了五、六泡“站茶”，真是百喝不厌！一点苦涩味也没有，但是茶味浓冽、甘甜爽口。从那以后我就将茶味和苦涩味分开了。现在听到有茶友将不苦不涩的茶说成“茶气不足”，我就会想起当天的情形，不苦不涩的茶也是可以茶味十足的。
这种神奇的茶叶现在还能见到、喝到吗？笔者问。
高老师继续说：2004年的时候，茶叶价格已经开始炒起来了，很多茶客慕名而来。曼松王子山上当时还有几十棵大叶种的大茶树，这种“站茶”树也有二棵。但王子山周边及背阴山还有成片的倚邦小叶类茶树……听说从2005年起，特别是2006年到2009年，曼松新寨的住户从王子山、背阴山及周边先后共移植了5、6000棵大茶树到新寨附近，总共只成活了不到20棵……占有欲啊……即使移植活了又怎么样？海拔低了几百米，主根都没有了，土壤也不一样……从那以后就没听说过哪家有“站茶”了……曼松的小树茶我2004年去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种了。实话说，曼松贡茶已经成为历史了。痛心啊！不说了，再说气得我寿命要短二十年了。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二月二十九日，思茅府曾向负责采办贡茶的倚邦土司发出催缴贡茶的“札”（如图，现存普洱市档案馆），摘录如下：
札，饬遵办。事照得本府于二月初二日案，奉思茅府谢札开除原文有案外，封宾采办先尽贡典，生熟蕊芽办有成数，方准客茶下山，历办在案。兹当春茶萌发之际，亟应乘时采办，切勿延迟，至于参究等因奉此。惟今本府票差前往各寨坐催外，合行札知。为此，仰本山头目及管茶人等遵照。谕到即行饬令茶民乘时采摘。贡品芽茶及头水细嫩官茶速急收就，运倚交仓，以凭转解思辕。事关贡典，责任匪轻，该目等务须认真札催申解，勿得延埃违误。倘误卯期不缴，定即严提比追不贷。懔之切切！特札。
清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府催缴贡茶的“札”
“札”中有四个字：生熟蕊芽（划线处）。
“蕊芽”，当然指的就是“蕊茶”和“芽茶”。
结合上文，可以明确得知，“蕊茶”就是用二月间采摘的茶树单芽通过直接晾晒制成（不需杀青、揉捻的原因就是为了不破坏芽叶表面的角质膜和白毫以及芽柄底部筛、导管的完整性，确保弥立不倒），成品外形类似于现时的“白毫银针”，因此“味淡香如荷”（见《滇南新语·滇茶》）；“芽茶”指的是稍后采摘的“叶之少放而犹嫩者”之一芽一叶、一芽二叶茶菁，经摊晾、杀青、揉捻和干燥（是晒青还是炒青？待考！）等工序制成的散茶，可以瓶装，也可以“采治成团” （见《滇南新语·滇茶》），从而“清香独绝”（见清乾隆三十年赵学敏编著《本草纲目拾遗》）。
用于制作曼松御贡茶的原料“细叶茶”、“猫耳朵茶”，即“倚邦小叶茶”。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许玫、陈红伟研究员等人的调查：“……勐腊县分布有800hm2的茶种（C. sinensis）（当地人称倚邦小叶茶）……”；“茶种古茶树，主要分布在勐腊象明乡，共800hm2……代表性植株有……②曼拱古茶树：位于勐腊县象明乡倚邦村委会曼拱一队，海拔1510m，树高4.90m，树冠直径4.20m，基部围0.75m，树龄300年左右”〔详见《西南林业学报》2006年19卷1期“中国云南古茶树群落的分布和多样性”一文及《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4）“西双版纳古茶树资源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一文〕。
因此，普洱贡茶出“六山”，其中曼松、曼拱二山的贡茶原料为“茶种”亦应确定无疑。也就是说，前期进入清廷的普洱贡茶，“茶种”原料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后期由于曼松、曼拱二山的茶农不堪负荷，贡茶区域随之扩大，“普洱茶种”遂占据绝对优势，但曼松御贡茶地位牢不可破。究其原因，一是它与众不同的“形”和美好的寓意；二是“香”乃品茗的主旋律，在这方面小叶类比大叶类茶有天然优势。清代饮茶有“贵新贱陈”之习，特别是宫廷，陈茶都要及时处理。为了保证贡茶品质的优良，朝廷对贡茶的包装和运输时限都有明文要求：如茶膏置于缎匣内，团茶以木箱盛装，曼松御贡“蕊茶”、“芽茶”更要用锡瓶密封，以防止茶叶味道在运输途中发生变化；另据《普洱府志》载：“普洱至省九百四十里，至京六千八百三十五里”，而清廷户部规定的云南贡茶运输时限仅为一百一十天（《钦定户部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对于当时仅靠马驮船运的运输方式而言，殊为不易。
(责任编辑：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