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分毫（兴盛期）（19世纪40年代-1886年）
在中国封建史上，禁海令的第一次实施是在十三世纪后期的晚明时代。而当进入到了清朝时期，这项政治工具才是被使用得更加频繁，苍黄翻覆，时废时兴。在1684年，清廷再一次解除了禁海令，将航海权下放给私人和商用。这番本有它意的政治决策，却对之后中国茶叶贸易的全盛埋下了伏笔。在1684年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里，清朝与多个欧、亚、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往来，如中东、南亚、西欧、南美和北非。顺应着清廷对外贸易的扩张，茶叶逐渐成为了受外国商人，特别是来自欧洲商人们的追捧。根据史景迁教授的研究，中国对英国输出茶叶的年出口总量，从十七世纪晚期的每年90余公斤，突增到十八世纪中期每年18，0000多公斤，再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每年超过1270，0000公斤。在这百年时光里，正是如茶叶这样的中式商品，将清朝的银仓填充的满满当当。
近乎是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来自东方茶的面纱也被另一种方式缓缓掀开。茶叶最初是以草药的身份介入欧洲社会的，在当时，绿茶如凤毛麟角一般在极少数的药店里出售，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加之苦涩无味，也就毫无市场了。饮茶文化在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的普及化不得不谈到英国皇室贵族，英国皇帝查尔斯二世的配偶--the Queen Catherin Braganza（凯瑟琳·布拉干萨皇后），将饮茶文化以一种潮流的生活方式，带进了欧洲皇家以及高端阶层，最终在欧洲各国普及成为受众人欢迎的日常饮品。对于这位英国皇后，来自波士顿倾茶事件博物馆的茶文化专家，Bruce Richardson（译：布鲁斯·里查德森先生）做出了如下评价，“Catherine’s fondness quickly made it fashionable in England, and firstthe ladies of the court and gradually those further removed from royal lifedeveloped a liking for the elegant drink. (译：凯瑟琳皇后【对茶叶】的这份钟爱成为了英国的一项时尚，先是在皇家的女士圈里受到追捧，之后逐步发展成为整个贵族群体的高雅喜好，流行于社交场。)”布鲁斯·里查德森先生的这番言论，再一次的印证了凯瑟琳女皇在茶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也是因为这般高调的再次登场，茶饮在之后的岁月里，成为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宠儿，而已发展延续成为英式下午茶文化。
在茶饮逐渐成为了欧洲皇家的雅致生活之后的两百年，即1842年，也正是《南京条约》签订的年份。清朝的“广东贸易模式”被打破，这极大开阔了外国旅清商人们的商贸能力。这是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瓦解的开端，但从国际角度来看，特别是欧洲，《南京条约》的签订则对社会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良性的刺激。众所周知，《南京条约》之后，各项签订条约接踵而至，开放了大量的通商口岸。而在贸易上，清方对外也是毫无保留地减免各项原有的对外限制。依据美国商船学院历史博士Robert Gardella（罗伯特·加德拉）在其著作《Harvesting Mountains: Fujian and the China TeaTrade, 1757-1937》（关于茶叶出口价格的骤降，加德拉教授也在书中罗列出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其中包括“年人均消费茶叶价值”、“茶税收缴情况”、以及“各式茶叶在英国的市场标价”等，值得寻来探究。），【译：《丰收的山脉：福建和中国茶叶贸易，1757-1937》】里，作者指出在《南京条约》里，时局压迫之下，清廷被迫同意了英国提出的自由贸易和减免茶叶出口的税收要求。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价格，接踵而至的便是欧洲社会对中国茶叶需求再一次极大提升，让原本是贵族皇亲才能享用的中国茶，走进平常百姓家。茶文化在欧洲的成功推广、普及，是基于中国付出了极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衍生出来的，着实不易。中式茶文化的这段奇特的黄金时期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70年代。
晚清虽遭受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列强的骚扰、侵略，但也许正是清廷在市场机制方面的浅薄，以至于各地经济发展各自保有特色，井然有序。城市化的进程展现了茶叶贸易给经济带来的正影响。惊奇的是，这般西式的社会发展不仅限于那些通商口岸城市，在一些距离海岸线遥远的产茶地区也有所显现。大量的季节性茶农、制茶人、茶商在产茶地周围聚集，逐渐形成了城市。这种效应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对中国茶叶需求量的陡增，也是清朝无意的撮合。上文加德拉教授的著作里，在城市化这一方面也有论述，指出，清政权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倡民众迁居到闽北地区，初心是试图通过此项鼓励政策来完成太平天国运动（1857-1858年）之后的战后重建，而在当时的闽北地区，光是茶叶产业每年就需要超过二十万的劳动人口。茶叶贸易也就在区域和国家经济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与之反馈到清廷的是巨额的税收收入，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清朝的覆灭（中国封建史的结束）。
许多发起于茶业鼎盛时期的地区、商号，在如今依旧是我国重要的茶叶出产地区。以下的历史统计数据（见图二），出自我国清代厘金研究专家--罗玉东的著作《中国釐金史》中名为《1853年-1888年福建地区的茶税，茶‘釐金’以及实收‘釐金’数额表【单位：海关银（关平银）】》 表中1876、1887年数据缺失，是通过作者通过半年法统计推算的。
怅望千秋而泪水心酸（萧条期）（1886年-20世纪30年代）
奄奄一息的清末政府，长期固守的固步自封式的对外政策已近土崩瓦解，国际压力和国内的混沌融为一体，使得中国茶业在走过顶峰之后，一蹶不振，繁荣过往而不堪回首。处于封建末期的中国，苟延残喘地进行着最后地挣扎。在当时缺乏机制研究的清廷，根本毫无能力感知到在这贸易顺差的巨大甜头之后，国际商家得寸进尺而招致致命威胁。
在此期间，晚清政府一方面要集中社会资源投入重工业、军工业的生产、建设来应对侵略。另一方面还要时刻关注国内此起彼伏的反清运动。国民经济陷入低谷。这其中，中国茶业的种植、生产、贸易不可能独善其中。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被袁世凯强迫颁布退位诏书。清朝覆灭之后，面对军阀割据，日寇入侵，解放战争连年战事的背景之下，中国茶业无论生产到贸易基本被束之高阁，叶子本身已然黯淡无光，茶叶市场一派寂寥。
而这一时期，国际茶叶市场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定义中国茶叶产业的荣光止于1886年，因为在那一年，中国茶叶出口量自繁荣时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关于这一个说法，国内外有许多文献、材料给予了证实。那么，除了中国国内的因素外，究竟中国茶业从繁荣走向衰竭的国际因素是否存在？回答是肯定的。其实，自19世纪70年代，当日本和印度以令人惊骇地速度发展茶叶种植技术之时，势头实际早已悄然酝酿、决定了1886年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数据变化的必然。
早在中国茶叶的鼎盛时期，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印度就已经将茶叶贸易摆在了政府顶层设计的框架内并付诸实施。栽种茶叶急速下滑的历史时期，19世纪中叶，印度茶业方面的两大变革，直接制约了整个中国茶叶产业的发展。首先是在1848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臭名昭著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聘请了一位名为Robert Fortune（罗伯特·福琼）的苏格兰植物学家，与其合作而不竭余力地将中国的茶树和珍贵植物秘密地移植到印度，为的是最终能够打破中国在茶业方面的垄断，改成直接在印度种植、出产、并对口销往欧洲。在中国三年多的探究搜集，罗伯特·福琼悄然声息地通过船运，往印度大吉岭地区运送了超过两万株茶树树苗和一些珍贵植物。除此之外，根据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历史系教授范发迪的文献《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译：《不列颠在清博物学者：科学、帝国、和文化》）里提到，罗伯特·福琼不仅仅带走了多种茶树树苗，而且还从中国一些有规模的古老茶叶产区，高薪深挖了一批职业茶农随船前往印度，协助他一同调研、归类。罗伯特一行抵达印度之后，在英国政府的各方支持下，不久之后，就对茶叶种植等方面有了极为专业细致的理解。也是因为这些重要的茶树科研，为之后的印度茶业工业化升级，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另外一大变革发生在1883年，主要事件是东印度公司被大英帝国撤消了垄断权，这一举措意味着英国将东方这个庞大的商贸市场完全地自由化了（不过这自然是在英国控制下的）。如此一来，市场供求这个“隐形的手”强劲有力地推动着印度茶业的产业升级。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严格遵循西方科学和统计学理论，从而，不仅仅提高了多方效率，还能灵活地在可控的情况下，培育出更为适应欧洲茶客口感的茶品。最为知名的产物，便是知名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两款茶。
下面的数据，更为直观地展示当时中国茶业所经历的外界压力。曾台湾史研究所副所长，现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陈慈玉女士，在其著作《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一书中，提供出下面这组名为《Tea Exports From China, India, Ceylon, and Japan, 1860-1920 (inthousands of lbs.)》（译：《1860年-1920年中国、印度、锡兰和日本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表（单位：千磅，每千磅约等于453.6公斤）》左端年份往右依次是China中国、Indian印度、Ceylon锡兰、Japan日本）的统计数据
印度，作为当时欧洲（英国）在东方最为有力的殖民地，在打破了中国茶叶种植的垄断之后，因其与欧洲更为便捷直接的销售渠道，中国茶叶在全球的市场份一定数量的被印度瓜分。另一方面，印度受欧洲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在茶叶种植、产茶、销售等方面，以西方工业化、资本化的模式进行改革，实现了高品质的量产，这点对于同时期还在原地踏步的中国茶农、茶商们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当印度茶业西方改革热火朝天地进行产业升级时，中国茶业甚至未有丝毫察觉邻邦的如此巨变，而印度茶业已经得到蓬勃发展，茶产量以及国际贸易量迅速飙升。根据清华大学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仲伟民所撰写的一篇刊登在清华大学《学术月刊》上题为《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由盛转衰解疑》的论述指出，茶叶种植技术的落后、茶叶产品的劣质、以及毫无章法的管理模式是19世纪70年代前的中国茶叶产业所存在的三大根本问题。
生命再现（复兴期）（1930年之后至今）
对于中国茶业来说，改革转型的基础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政府以茶种为基准来划分研究团队，在各茶种盛产/原产地驻扎进行科研，以“提高茶叶的品质”为工作主线进行拓展研究。在众多茶业升级的方向里，针对红茶进行重新整理、研究，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调研项目。这一段时期造就了一位茶业界的泰斗--吴觉农先生，茶界也有尊其为 “当代中国茶圣”。得以与茶圣--陆羽齐名的殊荣，不得不提到其带领的团队，精炼出了“祁门红茶”并成功推向了世界舞台的巨大贡献。即使在八年抗战期间，也在保证高品质的情况下，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珍贵科研成果。据政府文献记载，安徽省建设厅于1932年开设了“安徽省立祁门红茶改良场”，并且聘请吴觉农作为主管。吴先生的团队对茶树栽培、种植、制茶、茶树病理学等几个重要领域进行了全面研究，便是后来汇编出版的著作--《祁门之茶业》一书的基石，并作为行业典范和模本流传至今。
正是因为有如吴觉农先生这样的先驱，中国茶业才得以在军阀混战、连年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经历扪参历井之后，依旧巍然屹立于世界茶业之林。从中清时起的登峰造极，到近代早期的梗迹萍踪，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重获新生。茶，作为饮品，以其一片叶子的顽强生命力承载了中国经济史在近代时期的跌宕起伏。
伴随二战结束，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战后的中国满目创伤，百业待兴。作为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几乎唯一的饮品，茶，以她无限的生命力和文化魅力，随着战争结束焕发出勃勃青春，茶产业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春天。
一芽瑞草魁，茶。选择与你为伴，不单是因你的风雅幽趣，而更多的欣赏你的筚路蓝缕。
一枝涤烦子，茶。沉淀着今朝岁月，时光清雅，素心安然，芳香四溢而更是沁人心脾。
一片叶子，茶。一直以来作为尚佳饮品，国之命脉亘古至今依旧生机盎然。
中国茶，作为中华历史上文化的一块隗宝，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也是为何“茶饮”和“中国”之间总有那么些微妙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