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乐茶山是基诺族的聚居地，基诺族过去称攸乐人，1000多年前，攸乐人便开始在补远江（小黑江）两岸种茶。到明朝中期，攸乐茶山至少已有茶园4000亩以上，至今在龙帕村、巴来村留下的2000多亩古茶树，其树围大多超过100厘米。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攸乐山贩茶。攸乐茶山离澜沧江很近，澜沧江对岸是车里宣慰司，沿江而下便是东南亚各国。清朝时期，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为了掌控车里地区，同时也为了茶叶，曾计划将攸乐山的茨通建镇。雍正七年（1729年）普洱府成立时，清政府在茨通建攸乐城，设同知一员，右营游击武官1名，驻兵500，设盐课司。同时规定，江外（澜沧江以西）的车里宣慰司要岁纳银粮于攸乐同知，清政府赋予攸乐同知的权力很大。
攸乐同知当时管辖的地域相当宽广。据清《云南通志》记载，攸乐同知管辖地域“东至南掌国（老挝）界755里，西至孟连界600里，南至车里（景洪）界95里，北至思茅界442里”，已接近于今天一个州市级别。由此可见，清政府对攸乐山曾有过深度开发和建制的设想。
然而，攸乐同知的设立受到了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攸乐山一带连年发生起义，加之瘴疠流行，使官兵、大员们无法驻扎下去，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才不得不将攸乐同知移至思茅。
清代攸乐山的茶园多达万亩以上，攸乐山20多个村寨都产茶，攸乐山的茶一部分被思茅、普洱的商人买去，一部分被倚邦、易武的茶商买去做七子饼。攸乐山的茶至迟在道光年间已销到印度和欧洲，英国人克拉克1886年着《贵州省和云南省》一书中已写到，东印度公司在大吉岭和加尔各答均有中国茶叶代办处管理倚邦和攸乐产的茶。
攸乐山社会发展缓慢，攸乐人进入民国时期仍在刀耕火种，山地里种点包谷之类的农作物，农耕技术落后，狩猎和卖茶还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攸乐人总体生活水平较低。后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六大茶山茶业衰退，以茶为主要经济收入的攸乐人生活更加穷困。
1941年兵役和苛税已经让贫困的攸乐人难以承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而正在此时，易武的茶商杨安元在攸乐山收茶时又因不尊重攸乐人的习俗，引起攸乐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后事态扩大。1941年12月，攸乐人举行抗暴起义，战事一直打到小黑江对面的曼林、牛滚塘、秧林、江西湾、倚邦等地。国民党动用军队也无法控制局面，后来还是云南省府主席龙云出面安抚，才将攸乐人起义平息下来。两年的战乱，使攸乐山经济、社会受到严重挫伤，人口减少、茶园大量撂荒。后来又因连年烧山开地种粮，茶园损毁很多，但到20世纪70年代，保存下来的成片古茶园仍有3000亩左右。
世纪80年代以后，基诺山乡开始重振茶业，新植茶园一万多亩，留存的古茶园也得到重视和保护。如今攸乐古茶山的茶园面积已位居六大茶山之首，古老的攸乐茶山正在重新崛起，当地群众的日子随着茶业的兴盛而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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