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 福建五州 福州（闽县）（福建观察使）建州 （建安县）
五代 闽国 （长乐府）
北宋 福建路--福州(提点刑狱使·帅司) 建州(转运使·提举常平司·建宁军节度使司)
建茶，建州之茶，古有“建溪官茶天下绝”之赞誉；宋•周绛《西溪丛语》说：“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历唐宋以降数朝千余年来声誉不绝。明末清初，武夷岩茶(乌龙茶类)脱胎于历史上的建茶，从中演化脱颖而许诞生。明•保乔远《闽书》说：“宋时建州之茶名天下，以建安北苑为第一，而今武夷贵矣。”闽北茶谚云：“药不经樟树不灵，茶不过武夷不香。”明•徐勃《茶考》栽：“然山中上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天下矣”。建州(今福建北部之南平地区)，为闽江上游的富屯溪和建溪流域，处于举世间名武夷山的东南侧。商周时代先后为”闽濮族”和“闽越族”的先民生息故地。汉建发初年(142年)，混淆始置4县，即建安(福建建瓯市)、伏、溪壑纵横，河谷交错其间，四境之内，丛山秀观岭，无不宜茶。主要产区为建溪两岸的武夷山与风凰山；茶树遍布建州、南剑州、邵武军等三府各县，其地即现在的南平地平地区，俗称“闽北”。唐•陆羽《茶经》云：“岭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岭(武夷山)东南侧的茶含武夷茶、北苑茶、壑源茶、沙溪茶、延平半岩茶、政和白茶叶之总称，史称建茶或建溪芽。其茶类有绿茶、白茶、乌龙茶(青茶)、红茶等四大类，唐宋时称建茶，即闻北茶叶之总称。宋宣和年间状元黄裳在《茶苑》诗中指出“莫道南芽非北苑，须知山脉是东溪”。明确指出建茶产地范围和地理条件，其时闽北茶均以建茶名闻于世，北苑茶是以地名命名而已。
一、建茶起源于贡茶?
贡茶是古代地方官府专门进献给帝王或国君的乡上特产，其起源很早。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当武王出兵伐纣(公元前1066年)，有许多友帮和庸、蜀、羌、卢、彭、濮八个南方小国率兵来会，把所产之茶，(当时不称茶，或其别称)献给武王“以茶代酒”。当代茶圣吴觉农《四川茶史话•前言》中认为这是极自然的事。建茶起源据《从濮闽向琥王贡茶谈起》一文援引《周礼•职方氏》：“叔熊避难于濮，随其俗，后子分七种，古谓之七闽。”并有汉代经学家郑玄援引《国语•郑语》中：“闽蛮矣”的一句话，以作七闽的注解说“闽为蛮的别种，而七闽乃周所臣服国数也”。按为楚国姓，这就是说古代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称为蛮的南方少数民族。2800多年前的督熊居濮地，尔后才有闽；那么武夷族是濮人的一支。七闽的分布地域甚广，包括今天的全部福建，当时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无统一君长，曾参与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 1979年9月，福建考古工作者对武夷山的“架壑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船棺制作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3620±130年，上限年代早于殷，也就是相当于夏商之际，武夷山区就有先民居住。悬棺无疑为他们的遗物，通过考古学界调查、发掘、考证，确认为商周时代“七闽”的葬俗•其族号为“闽濮族”，武夷山古代传说中的武夷君即其君长。“闽濮族”早于闽越王无诸(公元前340—前110年)统治前八百多年。早期活动在闽北山区的福建上著先民，过的是氏族社会生活，由武夷山下的光泽县“旧二十九都有昂山，'石上有籀文，奇古不可辨。”及光泽上小源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示出来。吴觉农在《四川茶史话•前言》援引《华阳国志》向武王献茶的八个南方国中的“濮”与《八闽通志》、《福建史稿》上的“濮”，正是武夷山船棺葬之族属“闽濮族”，考证相同，史实上符。于是揭开了“武夷茶始于周朝之说、值得研究”。从而证实商周时建茶已和蜀茶一道作为茶而问世了。再者，“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称”指出“武夷茶原属野生，非人力所植，为一老人所发现，切献茶，死为山神，立庙柏之”。武夷古老传说是一位自称武夷君的仙人，奉上天玉帝之命，降临山中，统治群仙。发现了可作药用的茶叶，为百姓疗疾治病，为众民敬服，因而尊为君长。以为神仙。世上本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所谓神仙也是凡人，被人们神化而已。宋理学家朱导对神仙作了相对正确的解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传神仙所居，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之时，夷落所居，而地拓者（武夷君）即共有长。旧记神仙传诡妄不足考信，其君长为避世之士，为众所臣服，而传以为仙也。”商周时的武夷君，不正是“避难于谁古七闽”君长。汉元光年间（约元前130年左右），汉武帝封禅名山，命祭祀官领干鱼祀武夷君，寺观住持以条待客，奉祀官视为神物，取以进献，颇得帝上出识，命以过茶进贡。宋代文学家苏轼凭其生花之妙笔，撰写了“叶嘉传”。借“茶叶嘉美，嘉木生嘉叶”。以嘉叶二字倒置而取名“叶嘉”为其作传。反映建茶在时已闻名于汉宫，寓文史于一炉，赞扬了历史悠久的建茶。
二、北苑龙焙的形成
北苑御焙遗址
建州种植茶树较早，据地方史来记载：南北朝时（420~589年）茶叶就从“碧水丹山”的武夷山，移值入建安，成为唐代福建茶叶产地。建中时（780~783年）福建观察使常衮，吸收蒸青工艺，改革制茶技术，“始蒸焙为饼样”，这就是闽北最早的”研膏茶”，比从嚼叶而有蒸青的散茶，质量有所提高，属蒸青闭茶，也叫片茶。元和年间（806~820年）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是一封向达官显宦馈送建州武夷茶的信扎，也是记载建茶最早的文章。信函以拟人的手法写道：“晚甘侯15人（团茶15片），遣侍斋阁。此徒（指茶）皆乘雷雨摘．拜水而和。盖达阳碧水舟山之乡，月油公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后世便以“碧水丹山”为武夷之士称，唐时建茶开始崭露头角。光启年问（885~886年），福建莆田籍进士徐寅《谢尚书惠蜡面条》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简单地提到研膏茶和蜡面茶的揉制时问和地点，说明技茶中的武夷茶早于北苑茶，北苑所制造的龙脑人香的团茶，仍原自武夷。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南唐（946~975年）采茶初制研膏继造蜡面”，北苑此时始有制茶，而徐寅诗中武夷茶地举其实，必为唐物，南唐用于北苑制蜡面，实承武夷遗习”广。林岭《福建茶事略考》云：自建茶（北苑）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取”。五代之季，建安之北苑崛起，更令朝野瞩目。据《旧唐书》记载；唐时“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物品，也成为一个有利的经营项目。建阳出现了茶叶经营的机构“玉茸轩”。唐朝末年，建安富户张廷晖，家住凤凰山麓，知其地宜于植茶，开辟了百亩茶园，引进当时制茶技术，加上北苑的天然的优质条件，使北苑茶叶“小荷才露尖尖角”。闽龙启元年（993年），张廷晖为闽国阁门使，便以所居北苑，“悉输于官，由是始有北苑之名。”北苑为廷贡茶产地之一，距建州府治建安东16公里的东宫风凰山，俗称“凤山”。其地北高南低，后窄前宽，山脊起伏，山前端有一块高数米的凤冠岩，远远看去，整座山就如风凰匍伏饮水，凤山因之得名。“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岩，而岗阜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故四方以建茶为目，皆日北苑”。闽国时，凤凰山傍旧壑源日沙溪，皆产茶，官焙三十有二，分布四个地方，即东山 14个焙，南溪 12个焙，西溪4个焙，北山 2个焙，北苑龙焙是东山 14倍之一。“私焙十有四，内园三十六，外园三十八，内园以上供（贡茶），外园以备赐予，此时壑源山为最”。天德年间（943—945年）王延政叛闽，在建安称帝号富沙王，将外人在建州开垦的茶园，均占为官有，官家茶园规模扩大了，致“每年春季开采之季，建州都要从所辖的六县（包括武夷山），派数千役夫，前往建安制造官条。富沙王御殿左有甘露堂，堂前有两株茶树，郁葱婆省，呼为“清人树”（建茶树第一个花名）。每岁春初，命宫妃嫔墙或摘新芽作舞，堂中设“倾筐会”，极为热闹。闽国灭亡，建州属南唐，负责征税事务官员潘承佑，将凤山附近茶园收为官有，凤山以外的茶园还给民家民间范焙（私焙）所造之茶充税交纳。后主李煜派擅长制茶官员为北苑使至建州指导和监制御用龙凤团茶。为保证御茶质量，创建“北苑龙焙”。通过“斗茶”的形式，采集闽北各县茶叶，归北苑龙焙植制，开始取代唐时一些名茶，其中京挺、的乳、骨子等品名列前茅，年产已达五六万斤。南唐每年从建州搜括去茶叶为数不少，公元958年，李煜一次就向后周进贡的乳茶30000斤。此时，建州有官私焙1332所（含各县私焙），其中官培36所，“方其春虫震蜇，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观，故建州人谓至建安不可不诣北苑”，建茶在以后数百年中的全国重要地位，就在此时确立了。北苑龙焙主要制作研膏茶，其法是茶芽过蒸后，碾成膏状，然后庄成饼样，中间留有孔洞，焙干后，十余洪串为一串。“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之大胶片，每轴十余片。”后来，由于研膏味苦涩而浓重，便改制蜡面茶，其制法是通过挤压，去掉部分茶汁，减轻苦涩味，在加工过程中加人龙脑等香料，用以调和茶汤滋味，腊面茶质地较细，表面光润如脂，所以南唐后主赐名以“蜡面”之称，蜡面茶人香是后来花茶之起源，茶叶窨香之雏形。宋开宝八年（975年）南唐李煜当了宋朝俘虏，北苑龙焙及各地官焙归宋官家经营。宋太宗派福建漕使到建州监制“龙凤贡茶”，人贡数量初时虽不多，但耗资颇巨。据《福建之茶事略考》记载：“当时建州年产茶五六万斤，每年贡茶二三千片，约300余斤，其龙风更少”。咸平年间（998－1003年）每年贡龙凤茶不过400饼。
三、建茶出现龙凤盛世
龙团凤饼也称蜡面茶，是建安一带对团茶、饼茶的俗称。
北宋时，茶园大多数是民间种植经营，建州官营集中于北苑，因此，建条较为突出而进人鼎盛，首先是名品迭出，“龙凤”出世，不断更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为了“取象于龙凤，以别庶饮，由此人贡”，便派遣御茶使来到建州，监制龙凤茶。龙凤茶制造就是把茶膏压模定型的模具上刻有龙、凤、花草图案，使菜饼成型后，饼面上有龙凤图案。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帝王象征，凤代表着吉样，龙凤茶就不同于一般凡茶，以别庶饮，显示了皇家的尊贵。据说，乌龙茶的演变及命名，可能是由建州龙团演化而来的。由于宋太宗派遗北苑使专制贡茶，北苑茶升级为北苑御茶，建州北苑便是来代贡条制作中心风靡全国，享誉朝野数百年。为纪念“龙凤盛世”，庆历戊子（1048年）北苑使在凤山对岸的焙前村附近的林垅的山坡上，摩崖记载了“北苑荣事”刻石两处。其一文日：“建州东风皇山，厥植宜茶惟北苑；太平兴国初始为御焙，岁贡龙凤。上柬、东宫、西幽、湖南、新会、北溪属三十二焙。有署暨亭榭、中日□茶堂，后炊泉，前引二泉曰龙凤池。庆历戊子仲春朔柯适记。”石屏高约3．5米，宽约6米，全文约200余字，年代已久，字迹模糊难辨。为闽北茶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证明唐末宋初，在凤凰山确有一片茶园，与《宋史•食货•茶》载：“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款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万六千斤”的记载一致，贡茶数额如此之大，真可谓龙凤盛世。咸平时（998—1003年）福建转运使丁谓造“龙凤初出世，名誉满京华，龙团凤饼为文人学士咏赞建茶之代称。如“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庆历时（104—1048年）福建转运使蔡襄造“小龙团”，更胜一筹，有誉之为“台阁胜士”。元丰时，有旨造“密云龙”，更精绝于小龙团，坚定了龙团凤饼之名。此后，建茶“名益新，品益出”，建茶之品远出吴会诸茶之上，建之武夷，堪与上国抗衡，但产量不多。绍圣间（1094—1098年）改制“瑞云翔龙”，还有“兴国岩夸”（武夷斗品）、香口焙夸，上品拣芽。宋徽宗时（1101—1125年）“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野。大观年间（1107—1110 年）有白茶与常茶不同，偶然生出，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为第一。接着又制出贡新夸、三色细芽（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贡新夸一出而瑞云翔龙遂居下矣。政和二年，改制银针，试新夸、新收拣芽、太平嘉端、长寿玉圭。宣和二年(1120年）郑可简创银线水芽，盖将已拣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珍器贮泉水渍之，光明莹洁，好似银线一般。同时废白、的、石三乳鼎，造花夸二十余色。如上林第一、龙凤英华、启沃承恩，龙苑报春，无疆寿龙等。北苑贡茶分十纲：第一第二纲太嫩；第三纲最佳为细色纲，武夷斗品的兴国岩小龙、兴国岩小凤列在此纲；自四织以下都是粗色纲；上号粉色细内有延平石乳等。在一个世纪内，建茶名品从十余种增至四五十种；其次是产量递增，经久不衰。真宗时（998—1022年）年产茶30余万斤至元丰时（1078—1085）年产已不下300万斤，以龙塔初兴，贡额殊少，累增至元符（1098—1101年）以片计者一万八千，视初已加数倍。大观年间，仅岁茶就达 21．6万斤。建茶产量不如东南诸路，但制茶技术与茶叶质量，建茶则独树一帜，远胜他处。当时“产茶者将七十郡，惟建州出茶有焙，日数千工，聚而造之《宋史•食货志》说：建茶既薰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北苑为建州贡茶制作中心，州属各县，新茶收获之后，茶乡便出现“林下雄豪先斗美”的斗条热烈场面，产生出“斗品充宫茶”运抵北苑精制。北苑御焙为创名品，制费往往不惜工本，投入巨资。如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得，而茶不可得”。贡额巨大，贡期紧严、给茶农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徽宗赵佶为了使“缙绅之上，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以建州北苑为背景，写了《大观茶论》。在文中写道：“本朝之兴，岁修建茶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皇帝的赞赏，建茶得至高的荣誉，进一步推动了建茶的发展。北苑龙凤茶发展的同时，壑源亦出团茶，四方有名。壑源与北苑为邻，山阜相接，才二里许，其产之茶甘香，特在诸培之上。在咸平年间，创制了“石乳”茶，上贡朝廷，得皇上的称赞，石乳茶一举成名。丁谓说：“石乳出壑源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诗人黄庭坚对壑源称赞道：“吉（密）云从龙小苍壁，元丰至今人未识，壑源包贡第一春，捆奁碾香供玉食。”
四、蒸青散茶应运而起
元朝时，政府加强对制茶业的控制，至元十七年(1280年）“置榷茶都运司于江州，总江视荆湖福建之税，茶税也在不断增加，福建路税从1200锭，至延右五年（1318年）增至289000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重税阻碍了茶业发展。元朝提倡制作蒸育散茶，减轻人力、财力负担，为饮茶者普遍接受，制蒸青散茶区各地逐渐兴起，所以散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元朝饮散茶已较普遍，从此，北苑私培向散形茶发展，其茶业渐趋衰退，名气不如昔日。许次纾《茶疏》说：“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朝最重建州，至今贡芬两地独多，阳羡仅有其名，建茶（此指北苑)亦非最上，惟武夷雨前（散茶）最胜”。主要原因是北苑龙团制作极糜费，最盛期制造一斤团茶，要花600多茶工，北苑茶贵重，背弃了商品价值，从此，建茶开始走下坡路。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明太祖为减轻民间负担，下诏罢贡建茶（武夷御茶园和北苑龙焙的茶），惟茶芽以进”，于是北苑贡茶结束了从南唐以来持续400多年的贡茶历史。北苑罢贡，凤凰山茶树归属民间，茶区与其他行政区合并为吉苑里，只留下“东焙、西焙、焙前及后焙”等自然村名，北苑之名随之消失。
五、武夷茶脱颖成名
御茶园
武夷是历史悠久名山，“名山必产灵草”。南朝齐（560—565年）文学家江淹：“皆淹珍本灵草，皆淹平生所好”已以“灵草”之名载人史籍。武夷茶“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商周时面世之后，历经汉唐以降历朝、迨至建国后，品尤异，名目繁多，享誉上千年，驰名海内外。月团云腴哪易致，山苑野市井偏”。和宋之前，“道阻未通，川壅未决，山川尚。”南唐保大年间，武夷属建平县一座小山镇，虽有名茶，但“芽未露，名不扬”。武夷茶在史书上很少看见。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天宝七年（748年），玄宗封天下名山，派登仕郎颜行之到武夷立“名山大川”碑并“申樵采之禁。”在一定程是限制了武夷茶生产；其二，唐宋贡茶、首称阳羡，而后北苑龙团著称，武夷茶被声势浩大的北苑茶掩盖，武夷茶故无法著称；其三，与江淮茶区大发展有关，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说：“茶自江淮来，舟车相继，所在山，色额甚多。”江淮交通方便，提供了大量茶叶，而建州只有驿道，运输不易，武夷茶岩壑所生，数量极少，多为所冠种制，能提供者甚少，为声势浩大的。草茶”所覆盖，自然名声不扬，无怪陆羽《茶经》只说建州茶，不等于夷于茶。北宋是我产制茶技术进人变革时期，建茶从生产蒸青散条进入蒸青团茶。“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为“选美”在建州各茶乡春茶下乡之时展开“斗茶”比赛，武夷茶在“斗品充官茶”筛选中夺魁，以其品优异，列人贡茶录行列，如兴国岩“小龙、兴国岩拣小凤、兴国岩拣芽等纳人贡茶。“茶出武夷，其品甚佳，宋时造充贡”。宋朝南渡之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崇安县有“闽邦邹鲁”之称，武夷山更。“道用理窟”之荣。朱熹在五曲创建武夷精舍聚徒讲学，招友论道，文化名流荟萃山中，斗茶品茗，咏茶赋诗以茶促文，以茶论道，极一时之盛，武夷茶事因之大兴。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云；“商山丈人体茹芝，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他盛赞武夷茶之精，使商山四皓喝了武夷茶，一定不再吃灵芝了；伯夷叔齐如果见了武夷茶，一定不再采该充饥。由于武夷茶味胜于酒，茶效优于药，于是人们不产喝酒、不买药而喝茶，所以出现酒价减百万，药市无光辉了。人们都会同声赞扬武夷茶，“不如仙山一啜好”。过欧阳修、范仲淹、梅圣俞、陆务坡、黄庭坚以及了谓、蔡襄等名人从而张之，武夷茶脱颖成名。唐宋扬起的茶声，为创建御茶园奠定有利的基础。武夷茶逐渐取代北苑茶而成为正宗贡茶。“宋贡茶首和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未著，至元设场于武夷，遂与北苑并称，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明•赵孟《茶坛记》写道：“'武夷仙山也，岩壑奇秀，灵芽茁焉，世称石乳，厥品不下北苑之下，然地啬其产弗及贡时。”元前至元十四年（1277年）福建行省平章高兴，在福建为官，素知武夷茶品第一，上京之际遂人武夷，佑观上持以“石乳茶”敬客。高兴“羡芹思献，始谋冲佑道士、摘焙之作贡”。亲监制石乳二斤进献，得元帝忽二烈赏识，于是在大德乙亥（1299年）命其子元住到武夷督官监制石乳。“岁贡二十斤，采摘凡八十。”大德五年(1301年）高久住监制武夷茶有功，上命领其事（制贡茶）。次年，选定陈氏希贺堂故址，地在九曲演之四曲溪的平圾处，创建皇家焙局，称之为“御茶园”，独立定贡。武夷御茶园建筑巍峨、华丽，完全按皇家的格局构建。正面有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旁构列合30余间，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上复以龙亭，皆极丹陛之盛”御茶园设有工场、上员、场了，主管岁页之事。贡额累增，采摘、制茶的山户从八十增到二百五十户，采茶20斤增高360斤，恢复制龙团5000饼。嘉定三年（1326年）崇安县令张端本，在御茶园左右侧各建一场，悬挂“茶场’大匾。至右二年（1331年）建宁总管暗都刺在通天井之畔，筑五尺高台，称喊山台，山上有喊山寺，供奉荣神。每岁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要登喊山台，祭祀茶神。祭文曰：惟种，默云契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光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子，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申当祭。祭毕，隶卒鸣金击鼓，鞭炮声响，红烛高烧，茶农拥集台下，同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声彻山谷，回音不绝。在迥荡嘹降亮的喊山声中，通仙井水漫漫上溢，有“茶神享醴，井水上溢”之说。茶农称通天井水为呼来泉，这无非为御茶增添一种传奇色彩。武夷御茶园创建，贡额大增，武夷茶声日益扩扬：上供茶，天下（指全国）供额止4003斤，而崇安（武夷山市）达941斤。”几乎占全国贡茶岁额的四分之一。御茶园的设置，使武夷茶业繁盛一时。文人墨客多有品咏。咏御茶园里茶丛生长之势如“百草逢春未敢花，御苑蓓蕾拾琼芽，武夷真是神仙境，已产灵芝又产茶”；咏采摘御茶如“采摘金芽带溶新，焙芳封裹贡枫宸，山灵解识君王重，土脉先回第一春。”驿道上车马粼粼：““岁签二百五十户，须知一路皆驿骚。”在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的山农备尝贡茶之苦，为免岁贡及官吏青丁勒索，纷纷离乡背井，茶山因之枯荒。清朱夷尊《御茶园歌》云：“君臣第（但）取一时快，讵知山农摘此田不毛。先春一闻省帖下，樵丁刍菜粟粒芽，采摘献天家。火分一二候，春到初次嘉。壑源难比拟，北苑敢矜夸。贡自高兴始，端明千古污。”前者描述茶农备受骚扰，离乡逃贡；后者评述御茶园功过。功在于武夷茶经历了贡茶、悉心栽培和精工制作，提高了茶叶品质，促进武夷茶的发展，独秀茶坛，称雄建菜；过在蔡襄等造茶得高官，制作御茶劳民伤财，茶农不堪骚扰，倾家荡产，御茶园山农曾一度起义，烧毁御茶焙局，茶树枯死，茶山荒芜。可是地方官吏还不罢休，“景泰年间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条购自他山。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每年岁贡寺院道土”遍采春芽…搜尽深山”还是不够贡额，难以应付地方官吏的勒索，茶园荒芜，还要年年负担喊山祭费，上贡茶额不能减免，只好到江西购“他山茶”来交纳贡茶。康熙癸末（1703年）进士查慎行叹道：“朝廷玉食自不乏，何用置局笼丘樊，茶兮尔何知，仍以尔故罪黎元”。明代前期，为避免重劳民力，“政府不贡建茶，即贡，亦备官中濯瓶盏之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庚子诏：建宁府岁贡上供茶，听茶户采进，有司勿与。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茶芽以进”。开始禁止碾揉蒸青团茶，而改制“探春”、“先春”、“紫笋”等散茶，其后武夷又制“雨前、松萝、灵芽、仙萼、白溶等名茶，属于炒青绿茶类，是以幼嫩，早采为胜，武夷产量已非常可观。嘉靖三十六年（155年），御焙遭毁，茶山荒芜，建宁郡守钱业，奏请免解武夷茶，将岁编茶夫银 200缗解府，造办解京茶，改贡延平蓼地。至此，延续了300多年的御茶园岁贡告止，完成了历史使命。“官令禁绝民蒙惠，嗣后岩茶亦惭生。”在明末清初，武夷茶从洲地向三坑两涧转移，通过制茶技术改进，首创了“绿叶红镶边”的乌龙茶。
六、延平半岩茶趋步入贡
“茶出武夷，其品极佳，宋时制造充贡，延平半岩茶次之”。延平半岩茶同属建茶范畴，宋时品质仅次武夷，故御茶园里贡，明初，半岩条取代武夷茶，而为明朝贡品。延平贡茶产地半岩，在三千八百坎中段的蓼地，据周亮工《闽小记》记载：“前朝（指明代）不贡闽茶，间有采办，皆剑津教地所产”。据茂地乡的《叶氏族谱》谓“今茂地古称军地，属梅南里，在城北40里，今茂地及其附近的茨坪、半岩、里岩，外岩皆产茶，尤以品质优良著称”。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南平就开始制茶人贡，其产地为“剑浦（指南平）、将乐、顺昌、沙县、尤溪五县，延平所产的“石乳”，“清平可鉴，风韵甚高，凡十色，皆宜和二年门(1120年）所制。其时，延平石乳已列入北苑贡茶录，为贡茶纲之一。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南剑州的剑浦，土贡茶110斤，同时有剑浦，雷大熟、蒙洲、游坑、汾常五座茶焙”。清道光年间（1821—18SO年）茂地半岩茶倾销国内外市场，出口量12O00多担。光绪年间（1875—1892年）茂地、里村、王台、大历、岚下、大洋等地遍布茶山。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俄商曾在延平创办第四、第五砖茶厂二座，年产红砖茶2000多担，运销俄国及东欧市场。民国初年，因茶商唯利是图，茶叶掺假现象严重，以致信誉不佳，茶叶滞销，茶厂相继倒闭，茶园荒芜，普遍村庄毁茶栽杉。此后十余年，南平半岩茶在国内外市场销声匿迹。
七、乌龙茶脱胎于建茶源出于武夷
乌龙茶的诞生，也象其他茶类一样，很难说清它的具体时间，但它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远流长；应该说，它是脱胎了历史上最早的茶类，从中演化而来。茶叶专家张天福在他的《福建乌龙茶》一书中说：“乌龙茶的起源可能由宋代建州龙团凤饼演变的。明朝洪武初（1368年）罢造龙团改制散茶，制法相应改革，品质不断提高，香味浓郁，色泽偏乌，可能因此而标名为乌龙”。明朝景泰年间（145—1455年）武夷御茶园罢贡之后，茶山荒芜，茶树枯荒，官茶衰落民茶兴起，茶树的栽培向三坑两涧转移，从此后武夷岩茶渐兴，茶农首创乌龙茶“做菁”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香气。福建自唐代有了茶叶生产以来，武夷山一直是全国瞩目的茶产地，而乌龙茶是承袭武夷茶制法而创新。主任在《乌龙茶发展史品饮艺术》中关于乌龙茶的起源时说：“迄今我们见到的叙述乌龙茶制作方法的最早文字史料，以1717年曾任崇安县令陆廷灿所著《续茶经》所引了草堂《茶说》最为明确”。这就说明乌地茶的起原与武夷茶叶生产有着历史渊源的联系。明末清初，武夷岩茶的特点和炒制方法，《续茶经》引王草堂的《茶说》是这样论述的：“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候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片，只蒸不少，火焙而成，松罗、龙井，皆炒不培，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鹿（摇动），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培，复拣去老叶及枝蒂，使之一色。”烹之天然真味，其色不红。《茶说》所述，完全是武夷茶延伸演化成武夷岩茶（乌龙茶）至今始终未变的传统技艺。这些记载与当今乌龙茶制法及品质的“三红七绿”的要求是相同的。由此证明乌龙茶制法，在王草堂《茶说》之前，在茶叶生产上已广泛应用，而且有一定流传时间。陆廷灿《续茶经》在1734年，其引用《茶说》当然更早。《茶说》总结性地对武夷岩条初制工艺的概括，其形成时间应更早于文字。有说乌龙茶是1837年由安溪苏龙移植于建瓯•以“苏龙”与“乌龙”谐音命名的茶树品种制成的，从时间上已晚于《续茶经》100多年。又有说乌龙茶是安溪人到武火山制造的，众说不一，传说出传说，事实胜于传说。足资佐证乌龙茶起源于武夷的文字资料，更有明末清初在武夷山为僧的闽南籍僧人释超全，原名阮锡（1625—1711年）的《武夷茶歌》和稍后的《安溪茶歌》。武夷茶歌》说：“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晴天北风吹。若遭阴雨风南来，香色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术工夫细。”释超全所述的武夷岩茶不但其制法与现代乌龙茶制法相似，而且鲜叶原料也是俟嫩稍生长形成驻芽（粟粒芽）时采摘下来，其制成的茶比过去更为品质优良，更为清水（方言：好的意思）。说明乌龙茶类至迟在十七世纪中后期就在闽北武夷山形成。乌龙茶类中的武夷岩茶是在鲜叶适制性的基础上，采取细微的复杂的技术措施，创造出半发酵的“绿叶红镶边’他岩茶。在色香味上具红绿茶之长，制成具有岩骨花香的优质岩茶，为其他茶类所望尘莫及的。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收购建茶，经爪哇输往欧州试销，几十年以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1762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植物种名》书名，用Bohea（武夷变种）代表中国茶。几十年后，茶叶竟发展成为欧人日常必需的饮料，并“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且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武夷遂辟一新纪元矣”，由于武夷茶名扬四海，销量剧增，此时“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送伤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武夷茶在外销市场销量日益扩大，供不应求，安溪茶农施展他在武夷学得的制乌龙茶的技术，于是仿照岩茶的制法，造制乌龙茶，一时真伪难辨。同时，闽南和广东的茶商竞相在闽北的建欧、水吉、武夷山、赤石等地，买山设庄、人山收购毛茶，运回闽南再加工，甚至经拼配成各有特色，各有销路，各有牌号的商品茶，畅销南作各地。乌龙茶制作工艺，大约在1670年从闽北经沙县传入闽南，于是“溪茶送伤岩茶样”，安溪乌龙异军突出，达到真伪难辩的地步，外国轮船驶人泉州地官方以奇货可居，独揽了乌龙茶外销，一时岩茶难得，将澳荣与岩茶拼配外销，逐渐在安溪发展茶户，于是安溪乌龙与闽北乌龙并驱，溪茶与夷茶遂形成福建乌龙茶两大产区，总之，建茶之乌龙茶类诞生，促进南北两大茶区的发展，以及相继向广东，台湾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八、五口通商促进建茶的繁盛
五口通商后福州港口繁荣景象
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瞄着五口通商，海运开禁，对外贸易的商品经济开始冲击我国千百年来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占有福州、厦门两大通商港口优势的福建，其茶叶生产在通商贸易不断扩大的形势下飞速发展，走向繁荣昌盛。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的1843—1859年福州口岸茶叶出口数量及在全国所占比例中的1895年茶叶总出口量110915200磅，福州口岸出口 4659400磅，占总出口量42％。再据海关资料的记载：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量达80多万担，约占当时全国年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当时闽北乌龙茶与红茶、绿茶、白茶等花色品种，在对外通商的历史潮流中，齐头井进。在五口通商的有利于茶叶贸易条件下，乌龙茶生产规模逐渐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建茶主产区的崇安武夷及建伍水吉及附近区域，由于当时武夷处古驿道的格扭，既为外省“人闽之孔道”，也是福建南来北往之必经道路、武夷赤石便成为建茶——乌龙茶、红茶、绿茶的集散地。1818年，清政府规定建茶必须从陆路运销，经江西运往广州出口。1838年从广州出口的建菜达1．5万吨。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打到江苏、江西一带，传统运输线中断，外国茶商曾千方百计谋求开辟福州菜市，想借此打破广州茶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的目的。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由海运招商赴崇（武夷山市）运茶至省，听洋商贩运出口”。从此，闽北山区生产的茶叶基本改道由福州出口，茶市从广州改为福州，武夷茶可顺闽江干支流而下，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因而降低成本、提高了利润，引起了“种茶热”。郭柏苍《沁泉山馆诗》云：“年来通商号令行，穷黎遍亭茶山利。高阜小山恣铲除，百万良田一朝弃。”崇安《五夫子周志》载：“道光咸丰之示，人皆种茶”。“清季五口通商，民竞业技”。《建瓯县志》：咸丰同治间，里之钟山（北苑遗址），“复有客氓至此开垦，普及茶区”。邵武县“自咸丰初年开种茶山，汀（州）广（州）江西客民群焉革集。政和“初无多茶，自洪杨乱（太平天国起义），始谋布种。”延平、顺昌“咸（丰）同（治）年间，无论大乡小乡，十家有二三家有茶山”。总之，闽北各地自清咸丰以后，茶山大片的开辟，茶树“漫山遍野，愈种愈多。”各郡伐木为坪，且废良田，估茶取利，五夫子里亦成了崇安生产茶叶专业区。桐本正山小种的主要产地，居民咸以茶为业。茶产区以武夷山扩大到全闽北，宣统二年（1910年）全区茶树面积61940亩。十余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闽北茶叶出现了乌龙茶三个品系齐头并进的发展之势。其一，武夷岩茶从原有的单株选育成名丛，除内桂茶之外，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名丛，以及引进的水仙、奇兰、桃仁等良种，肉桂成为武夷岩茶之上品。其二。匝宁禾义里大湖发现的水仙良风发展至建欧南雅的“南路水仙”。其三，当地的工夫茶，“建欧所出功夫茶年以数百万计，实超过宋代而过之。”为武夷岩茶尤甲于全省，前清光绪中年，崇安茶叶之输出者，有茶有 60万斤，价值 20万元，占崇安县对外贸易的首位，当时全县有岩茶厂 111余家，家庭小型的有千家。范行茶庄仅赤石与庄村就有85家。民国元年（1912年）至十年（1921年）有茶输出 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红茶10万斤，价值15万元之谱。民国十年（1912年）至十五年（1926年）青茶20万斤、红茶10万斤闽北之茶，由福州帮、漳厦泉等帮。向崇安、建阳、建欧、政和、邵武等地采办。销售南洋、安南、泰国（以上青茶）英、俄（红茶），凡垦殖贩运者，多为本地人，此中因享其利而起家比比皆是，崇安下梅邹茂章资本不下百万，故有“金崇安”之称。清咸丰年间(1816年）詹盛斋开设金困茶庄于建瓯，经营乌龙茶、以其茶叶色泽细润，香味醇厚，著称海外。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金困、泉阳、同芳星等茶庄茶品获“金质奖”。1914年巴拿马万国展览品赛会，詹全囫茶品获一等奖，杨瑞圃、李泉丰茶品获二等奖，从此，建茶出口蒸蒸日上，品质渐优，国际茶市上建茶声誉大振。 1872—1877年，俄商在南平、建瓯、南雅、三门、太平等地设“砖茶厂”。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单1877年俄商从建宁府（闽北）携带口子税单运往福州出口的砖茶为3505担，嗣后建茶之“南路水仙”出，并采用拼配新法调和茶味，建欧茶业再兴，仅建欧城关有小型精制茶厂30余家。1917年伦敦茶市关闭，建菜销售额直线下降，茶叶市场一步一步缩小，茶叶生产一度频于绝境．幸好民国初，福州花茶销路渐渐转好，闽北的建匝、政和、建阳也相继管制花茶，花茶出口成了福建茶叶出口的支柱，挽救了建茶，使之生产逐渐恢复。抗日战争爆发，出海口岸被封锁，出口最再次下降，1941年福建出口社为 16．6万多担，渐渐降为年产十均仅4万担。民国27年（1938年）九月福达农业改进处茶叶改良场来命由福安迁崇去并设办事处于武夷山麓的赤石。1939年省贸易公司与中茶公司合组办示范茶场，设厂于赤石金山，资本100万元，积极改良闽北茶业工作，由于战事海运禁通，原茶无法出口，该场经营了二年另四个月停办。1942年10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接收该场，由当代茶圣吴觉农与一批茶叶专家组建“武夷山茶叶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茶树育种、栽培，茶叶生化研究”。1945年11月，虽被政府下令停办，但为武夷山茶树良种的繁育与推广，恢复发展建茶奠定了基础。据1934年福建省统计室调查，1941年武夷岩茶产量约为400320斤，比前略有起色，可惜昙花一现，经二三年复又衰落。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开始，闽北茶叶没有喘息的机会•茶座倒闭三分之二，大片茶园芜荒，茶农破产边条又经历艰难，直到解放前夕，以武夷岩茶为上产的注茶一落千丈。
旧社会留下的建茶兴衰史，新中国成立之后，经人民政府的扶植、垦复、技术革新，以及茶叶价格的利农政策，建茶又欣欣向荣，扬名海内外，新的建茶史有待谱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