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可能是最早的)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可靠的历史记载，不会晚于新罗统一三国时期，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韩国茶礼在吸收中国茶道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文化，形成独特的形式与内涵，与中、日茶道鼎足而三。近十多年来，中韩茶文化的交流更是异常活跃，极为频繁。下面分三国、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五个时期来回顾中韩茶文化的交流。
(一) 三国时期
朝鲜所谓的“前三国”时代
韩国的三国时期是指从公元—世纪起到新罗统一三国后的公元七世纪，计有七百年时间，值中国西汉宣帝至初唐高宗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中国人确切的饮茶记载是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比三国中最早立国的新罗国成立还早两年。
由于早期茶的传播者主要是佛教徒，而佛教最初传入高句丽为公元372年，—般推测茶入朝鲜半岛约在公元四世纪以后。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韩国古籍《三国史记》载： “前于新罗第二‘卜七十弋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时，已有茶。”善德：女王已属三国时代末期，故韩国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由于陆路交通便利的缘故，茶入朝鲜半岛要早于日本列岛。日本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在天下元年(公元729)四月(《奥仪抄》)。
(二) 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统一时期自三十代文武王八年(公元668年)至五十六代敬顺王八年(公元935年)，值中国初唐高宗至五代后唐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是中国人饮茶风俗形成时期，是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流行时期，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统一新罗
受大唐茶文化的影响，在宫廷，韩国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在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
《三国史记》载：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遣使赴唐。唐文宗皇帝设宴于麟德殿，酬香茗。我使大廉于唐得茶籽回国。王命植于智异山。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新罗使者大廉姓金氏，于唐土得茶籽，植于智异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还不太流行。
日本在九世纪初也兴起饮茶，史称“弘仁茶风”，传教大师最澄于公元805年从中国携茶籽回国，种于背振山，形成日本著名的“日吉茶园”，日本的种茶、茶风始兴似乎还略早于韩国。
韩国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创建双溪寺的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的碑文中记： “如再次收到中国茶时，把茶放入石锅里，用薪烧火煮后曰： ‘吾不分其味就饮。’守真忤俗如此。”在石锅里煮茶?抑或是煎茶。真鉴国师驻世正值中唐煎茶法鼎盛之时，新罗饮茶想必效仿唐风。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伟大的新罗僧人金乔觉(公元696-794年)，他从新罗只身来华，最后驻锡安徽青阳九华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转世。据传他携来韩国的茶籽及稻种，种施山中。其所种茶，枝梗空心，名金地茶。其《送童子下山》诗云： “空门寂寞尔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瓶添涧底休拈月，煮茗瓯中罢开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金乔觉是韩中佛教和茶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新罗统—时代，是韩国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韩国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三) 高丽时期
统一高丽王国
高丽时期从公元923年王建立国至让恭王四年(公元1392年)共475年，值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是饮茶风俗普及时期，是点茶茶道形成和流行时期，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中国茶文化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韩国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韩国的茶道——茶礼亦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
1、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
2、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表演者各有名号，大都以“茗”为首，诸如茗轩、茗然、茗舜、茗慧、茗品,檟如等，分左茗主、右香主和左茗助、右香助等，各就各位。
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了解中国赵州禅茶的饮茶情况，以参悟“吃茶去”之旨；涵虚和尚在祭文中写道： “—杯茶出自—片心，一片心即在一杯茶。”
3、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茶礼，均为儒家遵行。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有《石鼎煎茶》一诗： “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老儒未能尽国事，饮茶而忘世情。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
4、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 茶。
5、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当承唐代的煎茶法，郑梦周《石鼎煎茶》诗表明，在石鼎中煮水煎茶，当属唐代陆羽式煎茶法。高丽中后期，当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茶道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故高丽当时颇流行点茶法。
明宗二十年(1190年)，著名诗人、学者、韩国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 “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高丽接受中国点茶道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而日本的点茶法却由日僧茶西于南宋时传入，晚于韩国半个世纪。
总之，高丽时期，是韩国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茶道，中晚期流行点茶道。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韩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四) 朝鲜时期
李氏朝鲜初期
朝鲜时期自太祖元年(公元1392年)至李王隆熙四年(公元1910年)，约590 年，值中国的明、清两朝。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茶文化形成了第三个高峰，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进入清朝，中国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弱，茶道低迷。朝鲜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采用散茶壶泡法或撮泡法。饮茶之风颇为盛行。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金正喜(公元 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对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韩国茶道精神最后的总结人，被尊为韩国的茶圣。
在《世宗实录》 (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 (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韩国，并被韩国茶礼所采用。韩国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茶生活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
(五) 现当代茶文化
现当代是指1910年日本并韩至今，值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华茶文化承清末茶文化的衰微，一直持续，直到“文革”跌入最低谷。上世纪 90年代起，中国茶文化开始复兴。
在现当代，中国茶文化对韩国茶文化几无影响，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 路，并在近年来，对中国茶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茶道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茶道》 (1973)，建立了茶道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近年又创办了《世界的茶》杂志。
近十多年来，中韩两国茶文化交流频繁，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班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曾来到安徽芜湖。他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茶道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含中国茶道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所长）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