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很早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自明朝开始对外贸易以后，中国茶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英鸦片战争等都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20世纪以前，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茶叶市场的兴衰可谓关乎着国计民生之大事，尤其对于某些沿海沿江的省市来讲情况更是如此，比如福州港口的兴起与衰落，可以说其“成也茶叶，败也茶叶”。因此，从华茶的对外贸易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征。本文正是立足于福州开埠后，茶叶贸易从兴到衰发展变化的这一小路径，来透视中国近代化曲折历程的这段大历史。
一、福州崛起的时代背景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像丝绸、瓷器及“四大发明”一样，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不朽贡献。可以说，在近代一部茶叶贸易史就等同于一部中国对外关系史。正是由于茶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居于如此特殊的位置，所以茶叶史研究也就成了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领域，而对茶市的区域性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本文就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近代福州茶市所做的不算成熟的探讨。对福州茶市作出过专门研究的有：林立强《茶叶 福音 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1]《西方传教士与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2]程镇芳《鸦片战争与福州茶港的兴起》；[3]姜修宪《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4]等（还有许多文章虽然都涉及到福州茶市，但都不是对其所作的专门研究，所以这里就不再引述）。以上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福州茶市变迁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故此本文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对福州茶叶贸易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给予尝试性的浅析。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经营中，对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感情，逐步创造出独具东方特色的茶文化来。同时，在农业文明时期，茶叶生产及贸易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尤其在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茶叶市场空前繁荣起来。这期间，又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兴起，进一步为华茶外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从而刺激了国内茶叶的规模生产，武夷山脉、云南普洱、皖南山区等逐步发展为茶叶的专营区。在此基础上稳定的茶叶市场及运输路线逐步形成，一些处于茶叶贸易网络中心的城市和地区，如广州、河口等城镇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直到19世纪中叶，这些城市或地区在区域贸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则徐虎门销烟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国市场打开，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便蜂拥而至。于是旧有的贸易体制被打破[5]，新的贸易体系渐趋形成[6]。 以前某些作为茶叶贸易中转站的城市和地区受到严重冲击，地位日趋衰落。而同时新的贸易集散地却迅速崛起，在崛起的港口城市中，福州正是得益于武夷山红茶的转口贸易。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加强侵略的同时，也把中国逐步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内，他们一面向中国倾销商品，一面加紧掠夺中国资源。当时由于华茶特别受到外国人的青睐，因此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宗的对外贸易物品之一。开埠之初，其蕴藏的巨大市场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潜能便瞬间迸发出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州才一跃而成为国际贸易网络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流星。之所以称它为“流星”，是因为它纯属于那种暴发户型的城市：几乎在一夜之间成名，而又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湮灭，从此萎靡凋零再也没有重振雄风。
二、福州茶叶贸易的兴起与衰落
五口通商后福州港口的繁荣景象
福州1844年7月才正式开埠，是五个通商口岸中开埠最晚的一个。因为临近红茶主要产区武夷山，西方势力早就对之垂涎三尺，在沉寂中差不多静待了十年的功夫，终于在1853年等来了第一批茶叶输出，此后其势头便一发而不可收，出口量迅速飙升。从1854年起直到80年代，福州对外的茶叶贸易量一直居高不下。1854年，据福州海关统计，出口茶叶13万担计650万公斤（实际还要多），有55艘船（其中英37，美14）进行运输，这年6月，光洋行就增加了7家；1855年，由于这一年广州贸易几乎陷于停顿，福州茶叶出口量增至27万担计1350万公斤，船只猛增到132艘，载重量达51，674吨；1856年其出口量更是增加到40，972，600磅（约1860万公斤），外国货轮148艘；而同年的广州和上海茶叶出口额分别为21，359，865磅（约970万公斤）和36，919，064磅（计1675万公斤）。1859年7月的茶叶上市季节，从广州运往美国的茶叶量为3，558，424磅（约161万公斤），从厦门运出5，265，100磅（约240万公斤），上海6，893，900磅（约313万公斤），而从福州运出11，293，600磅（约512.3万公斤）；同期运往英国的茶叶，广州41，586，000磅（约1900万公斤），上海12，331，000磅（约560万公斤），福州36，085，000磅（约1360万公斤）。换句话说，在开始茶叶贸易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里，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已达到广州、上海两地出口总和的三分之二。在1863—1864年度，截至5月31日，福州出口的茶叶量分别是：英国43，500，000磅（约2000万公斤），澳大利亚8，300，000磅（约375万公斤），美国7，000，000磅（约318万），三者相加数量达58，800，000磅（约2700万公斤）。[7]
据统计1871—1873年，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又占全国茶叶的35％至44％，也即是说，福州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8]以上这些数字表明福州在很短的时间内，已迅速上升为中国最大的红茶贸易口岸，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到1880年这种出口贸易达到最辉煌时期，出口量为801，110担（约4000万公斤），价值265万英镑（约4000万元）。至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9]
福州俄商砖茶厂旧址 图 |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
然而正当这种贸易步入鼎盛时期，福州茶市与全国茶市一样却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其表现为：
清代武夷山茶的主要市场是英国，武夷山星村所产功夫茶与小种茶在欧洲尤其受到英国人的欢迎。但是红茶制作简单，很快在中国南方各省普及，安徽祁门红茶整体质量渐渐超过福建红茶；在国际市场上，由英国资本控制的印度、锡兰茶园日益扩展，所产茶叶叶厚味浓，特别符合英国人的口味，英国人逐渐改喝印度、锡兰红茶，于是福建红茶也就逐渐失去了英国这个重要的市场。
中国茶市原由广州茶商控制，价格上涨很快；但茶市转到福州以后，英美商人捷足先登，著名的旗昌、怡和等行都在福州开辟洋行。他们以雄厚的资本逐步控制福州茶市，华商无力争锋，徒叹奈何。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每逢初春，他们竟相抬高茶价吸引茶商前来售茶；而当各地茶叶大量上市时，他们又狠杀茶价，迫使茶商低价售出，致使中国茶商赔本。19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茶商连年亏损，人人都对红茶贸易望而却步。
清代道光１３年茶税票据
自武夷山茶贸易以来，清政府就垂涎于茶利，不断增设税局，加多厘卡，竭力抽征，武夷茶运输所要经过的河道、港口，几乎都设置了税卡，如水口、松溪、三都等地都设有专门征收茶税的机关；茶商要纳的税越来越多，平均一担茶要纳税四两四钱，这对福建茶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茶税不断攀升的同时，茶价却在不断下跌，1898年福州市场上的茶价才十三两五钱，比鼎盛时期的茶价惨跌了三分之二。这一正一反的变化使茶农和茶商艰难到难以喘息的地步。[10]
另外，新航路的开辟(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国际航海业以及国际电讯事业的发展，虽然都曾促成了华茶远销世界各地，但最终却成为削弱其主导世界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前英商运输华茶必须要经过好望角，一般帆船要行驶120天左右；就是抢运茶叶的飞剪船也需时90天。这样当华茶运到伦敦时，肯定成为抢手货；而新航线的开辟改变了这一切，它缩短了产销之间的距离，加快了新茶上市的时间，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使本来昂贵的武夷红茶价格一降再降。
如果说国际远洋轮运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中西货运成本，缩短了货运时间，而国际电讯事业的兴起则彻底改变了中西贸易的经营方式。19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掌握架设陆上电线技术，50年代便能够铺设海底电线。1866年英美之间成功架设了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线。很快，70年代欧洲通往中国的海底电线也铺设成功。从此欧美对中国的信息传递便由电线联系，过去传递时间以旬、月计的信息，至此在几小时内便可到达。海底电线的铺设，彻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旧局面。例如在英国本土的商人，再不需要通过渡船航行千万里来了解海外的讯息，他只需发一个越洋电报，便能解决一切问题。由于电讯工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而中国商人又对世界市场一无所知，这样主动权便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外商完全控制了贸易的局面，从而使得中国茶叶市场受制于人，只得依据他们的标准出口。[11]
最后，福州是一个单一型商品出口城市，其所以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武夷山茶的对外贸易。但除了茶叶以外，福州几乎没有别的贸易可言。因此，反过来说，这种单一型贸易又制约着茶叶市场的发展，如在贸易高峰的1859年，福州出口货值达到1100万元的时候，而其全部进口货值却不足200万元，也就是说外商带来的商品在福州市场上，行情并不看好。这种情况在茶叶贸易上升时期，由于利润额高外商或可容忍；一旦竞争加剧利润额减小，甚至无利可图，外商肯定会失去对福州的兴趣而放眼他处，这从而又影响到福州的茶市。所以，在进入到188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上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福州的茶叶输出便江河日下，同整个华茶命运一样很快被印度、锡兰所取代。从此福建红茶独霸世界的局面便不复存在，至1890年以后每年出口仅几十万担。此后，福州茶市尽管依然继续惨淡经营，但再也没能回到昔日的辉煌。
三、茶市兴衰对福州的影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福州所以最早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主要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靠近武夷山茶区。在福州通商之前闽茶要通过陆路从崇安运抵广州进行外销，一般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路途不但遥远，而且险象环生 ；1853年以后，武夷山茶开始经闽江运往福州对外销售，行程最多只是8至10天。这样路程缩短，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于是外商便云集福州，每年茶船都争先恐后地来到这里抢购茶叶，福州港口的竞争力从此得到加强。[12]表明福州崛起的现象主要有：
1， 福州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由于茶叶贸易的急剧提升，福州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法、美等列强先后在这里设立了领事。1854年美国政府委任旗昌洋行老板在福州代理领事一职；同年英国将其在福州的领事从副职再升为正领事一级。接着，法国、荷兰、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德国等国也都先后在福州派驻领事，以保护其在榕城的经济利益。[13]为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巨额税利，1861年7月，英国正式在福州设立海关，关址设在临江的泛船浦，从而实现了它对福州海上贸易长达几十年的管辖权。
福州泛船浦天主教堂
与此同时，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投机者，他们纷纷来到这里寻找发财的机会。仅1854年，在港商的外国洋行就增加了7个。闽江两岸建起了许多外国商行或公司，他们都是大洋行、大公司及海关总署和邮政局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有一条从这些建筑延伸到南台的街道，被冠以“皮卡迪里”大街（伦敦一条繁华大街），两边尽是中国店铺，这里非常嘈杂和热闹。而一旦穿过这条街道，就来到一个布满小型公园和欧式建筑的美丽地方。那里有洋行老板的住宅、海关专员的宅邸，以及漂亮的领事官邸。此外，更多的较低官吏和商人及传教士们也大都住在那儿，他们的房子风格朴素，相对典雅；福州俱乐部、各种教会的教堂以及一个小型英国公墓都建在此处。一条街的两端有着不同的格调，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4]
2， 茶叶贸易的扩大促进了国际海运业的发展
随着茶叶贸易的不断扩大，海上航运竞争加剧，海运业得到迅猛发展，千吨级快帆船应运而生，像最初的“海洋巨头”和“茶叶车”这样巨大而笨重的东方大商船，很快淡出人们的视线，被光滑灵便的快帆船所代替。快帆船设计为流线型，有更多的帆，在顺风时，时速可达18海里；在航海史上，它的速度超过了新发明的汽船。确切地说，第一艘快帆船就是为中国茶叶贸易而建造的。1866年初，著名的快帆船“羚羊号”和“梯平号”之间进行了一次最为壮观的比赛，“羚羊号”率先出发，但是，“梯平号”超过了它而先期抵达伦敦码头。整个航行持续了99天，到岸时它们只相差10英里，也就是10分钟的距离。从闽江口到伦敦1.5万海里，两艘货轮的这点差距的确让人无法想象。原来一般商船至少半年的水上航行，现在提升到了只需三个月，可见因茶叶竞争而引起的航海技术方面的改进，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5]
1868年12月，艺术家James Henry Butt绘制的水彩画，题为“罗星塔，福州（产茶区）“（来源：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 | 转载于福州老建筑百科网
另外50年代以后福州港口还出现了浮标和航标灯。在闽江口岸，以前这里事故频发，许多商船因为没有这些航运标志而不行遇险沉没，例如美国“东方号”千吨运输帆船就曾在这里倾覆。自从有了这些设施以后，航行的危险性就大为降低。
3， 商业中心向外转移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商业突破城墙而外溢，福州也不例外，当茶叶贸易兴起以后其商业重心便由城里转移到城外。闽江两岸店铺林立，南台地区成为茶叶交易的主要场所；由于福州离闽江口还有大约15海里的距离，而闽江又浅，大货轮一般无法逆流而上到达南台载货，只能停在马尾港里等候小驳船把货物运来重新上货，这样福州的贸易功能实际上已经延伸到了马尾港。[16]可以说南台地区和马尾港已成为福州的商业中心。
4， 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西学的传播
近代福州颇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就在于其文教事业的发展。福州自开埠以后其旧的教育模式被打破，多种办学形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出现，各种教育思潮竟相传播。于是，各种文化事业也蓬勃兴起。
首先教会学校的兴办开创了福州文教事业的新局面。传教士在福州创办教会学校略迟于厦门，但在福州开埠之后的短短数年间，即有美国的美部会、美以美会和英国的圣公会派人来到福州开始办学活动，先后在福州办起相当规模的学校：美部会办“格致书院”，美以美会办“鹤龄英华书院”，圣公会办“三一书院”等。同时美以美会和美部会又各办一所女子学堂，一为“毓英女书院”，初名“太茂女塾”，一为“保福山女书院”，后改名“文山女学”。其后各种学堂相继而出，就学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师队伍、教学设备亦不断加强。[17]不管教会学校创办的初衷是什么，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福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生和发展，充当了西学东渐的桥梁，这是因为：一，它促进了近代福州各级学校的发展；二，开设新的课程，扩大了教育内容；三，开创了福州女子教育之先河；四，引进近代学校教育模式，为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由于茶市兴盛带动了整个福州经济的发展，为创办各种学校和各种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主要还表现在书报业的兴起上。福建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福州府差报》创设于1858年10月，此后相继出现了《福州广告报》、《福州每日回声报》、《福州捷》，以及日本人创办的《闽报》等。这些报纸读者对象虽为外国人，但教会学生、涉外华人也都能涉猎，大商家亦在其中刊登广告。国人自办报纸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到20世纪初共有七家这样的报纸，分别是《福建日日新闻》《福建日报》、《福建新闻报》、《建言报》、《福建公报》及《商业公报》等等。这些报纸或宣传革新、或鼓吹进步，对于开阔民众视野、启迪民智和信息传播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它们对近代福州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18]
福州船政局
另外福州船政局的创办，为传播西学、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福州船政局创建于1866年，于20世纪初衰败，时间上恰与福州茶叶贸易由鼎盛到衰落极为巧合。这实际上并非偶然，因为船政局的资金来源相当部分是来自于闽海关的茶叶税。[19]当茶市萧条时，它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可以说船政局的贡献不在于它造出多少船只，而在于培养了人才以及对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的传播。在兴建船厂时，船政局开始创办了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入学，并聘请英国人和法国人为教师教授西方知识；学堂除设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绘画外，专业课还包括造船、设计、驾驶、轮机、艺圃等知识。除了在国内培养，学堂还进一步向国外公派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严复、魏瀚等人。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关人才，对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翻译、教育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推动近代社会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传播近代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严复
茶市兴起改变了福州的原有状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型的职业，如专门从事茶叶交易的品茶师、职业掮客等；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大洋行、钱庄、银行等都入住榕城，新的金融体系在这里建立；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社会流动加大……总之，当茶叶贸易达到最鼎盛时期，福州已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了。
照片摄于1890年的福州，留下了中国茶馆早期吸收西方经营方式而生发变革的印记。比如这种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之所以一直生命力旺盛，与其顺应中外交流，自然地融入世界各地生活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闽茶对外贸易的日渐萎缩，尽管马尾港口依旧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但是整个福州口岸的商业金融活动已大不如前了，比如1882年至1884年，每年需要进口四百万元金银量用于商业行为；此后两年更是达到每年七百万元。而到了1890年和1891年，却骤然降到区区一百六十万元。[21]这期间，一些银行撤出福州，从原来的7家减少为4家，最后还剩两家；当年繁忙的货运码头被泥沙淤塞，常年无人清理；[22]而以前许多从事与茶叶相关职业的人也都改了行……[23]种种情况显示，福州的辉煌已经过去，那些辉煌时期的亲历者们，只能在记忆里回顾着曾经的光辉岁月。从此可见，福州的茶叶贸易对整个城市发展影响有多么深刻。正是由于茶市的衰落，福州的城市地位也因此大大削弱，到了20世纪初差不多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四、小结
“不管怎样，福州只能算作一个单一商品的口岸，它打破将有繁荣的美梦。随着以后的变动，它又从那么惊人的成就中回到原来的状态。”[24]福州雄起的助力得之于茶叶贸易的扩大，其衰退的缘由也因之于茶叶贸易的萎缩，因此茶市的好坏几乎成了这座城市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由单一商品的贸易变化导致一座港口城市的盛衰，在我国还不多见；而且福州自1853年至20世纪初，在短短几十年间便经历如此大的大起大落，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令人深思和回味。
福州的兴衰表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民族经济的成长是非常脆弱的，缺乏稳定的体制保障，很容易形成单一货物的出口形式；而单一商品形式的对外贸易正是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在他国发展的必然结果。福州只不过是搭建在国际资本上的一座桥梁而已，当它一旦失去作用时，外国资本一撤走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跨塌下来。19世纪中期福州经济的蹿升，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膨胀过程，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强大的民族工业之上的发展；单指望外国资本的支撑是靠不住的，所以它的衰落也在情理之中。
福州兴衰给我们的启示：一是，一座城市的发展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但决不能只完全依赖于这种资源；二，没有稳定的国家作后盾，一座城市再怎么发展都是难以持久维继的。从中国社会本身来讲，传统惯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改变的，它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是帝国主义所无法忍耐的，所以他们要用坚船利炮强行使之转变，这样的结果大家都以知晓，就是把中国长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是痛苦的，其代价是惨痛的，而福州正是这种转型风潮浪尖的一抹浪花而已。
[1]林立强：《茶叶 福音 传教——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卢公明弃教从商个案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五期。
[2]林立强：《西方传教士与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四期。
[3]程镇芳：《鸦片战争与福州茶港的兴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五期。
[4]姜修宪：《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二期。
[5] 即广州贸易体制，指鸦片战争前只广州一口通商的贸易体制。参见【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John king Fairbank ,China,tradition andTransformation）张沛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6] 即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条约贸易体制，参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7]【美】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Chinese）陈泽平译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8]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9]【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见证中国百年：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怀》李巍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4页。
[10]参见见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一版。
[1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12]徐晓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3]林立强：《西方传教士与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世界宗教研究》2005第四期。
[14]见【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见证中国百年：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怀》李巍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15]见【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见证中国百年：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怀》李巍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见证中国百年：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怀》李巍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17]陈支平 李少明：《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8]见徐晓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9]见徐晓望：《福建通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0]见徐晓望：《福建通史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1]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福建文史资料 第十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福建文史资料 第十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加】皮特·斯特斯伯格：《见证中国百年：一个外国家族的中国情怀》李巍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
[24]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