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人、散文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四个一批”人才，云南有突出贡献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与一个朋友应邀前往勐海，在那儿漫游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去了布朗山、巴达山、南糯山等等当时还笼罩在层层迷雾中的普洱茶世界的奇峰，在人们无视普洱茶存在的苍茫背景之下，第一次在神话诞生的实地对普洱茶的文化源流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筚路蓝缕，怒海凿舟，依靠有限的资料和现场的体察及访问，朋友摄制了一部关于勐海茶厂的专题纪录片，我则在次年写作、出版了瑕疵与创见相当的《普洱茶记》一书。
“故地重游”或“重返现场”，在精神史上一直是人们证实思想依据、寻找情感皈寄和记录时间断面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之后的一次次重返勐海和这一次在物是人非、物非人是的激烈现场上所做自序的勐海梦游，大抵也可以看成是我对思想依据、情感皈寄和时间断面兴之所至的反复体验与确认。
时光之书每日均在增加其页面，尽管其内容并无什么绝对的个案式的新鲜事，可在它那流水账一样的冰冷的语句中间，敏感的阅读者肯定还是可以找到变化中的真理似的异端：自我的多次否决、思想的死灰复燃或划归于谬论、镜子里的狮子来到了山野中、令人醍醐灌顶的佛爷还俗、满脸笑容的人下落不明而怒目圆睁的人正站立在道路的中央……我的书桌摆放在风暴眼里，很多个不眠之夜我都试图说服自己：在沸反盈天的时刻，写作本身完全不蔑视对时间差所带来的低俗生活的变化进行有效的记录，相反类似的记录可能更有道德感、文献性和普世价值。可我还是没能说服自己，20年前的所见所思终止于《普洱茶记》，20年后，我无心于时间和世相的对照，仍然着迷于写作的临场感与黏着性，希望自己只关注“现在”并尽力将它描述出来，使《普洱茶记》和《茶神在山上》形成两个彼此独立的时间断面。它们中间存在着不少的传说般的山水课程和人事忏悔录，均被我选择性地放弃了。
普洱茶在茶叶市场上的兴旺，无疑改变了与之相关的很多企业与个人的命运，也令其优异的品质得以契入到更多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但我们，特别是茶山里的人们也得为之承担与所有好处同时抵达的坏处：茶叶理论的利己化、制茶工艺与流程的功利化、茶山管理的反环保化、营销环节的人性荒漠化等等。它们无一例外地开始挑战布朗人、拉祜人和哈尼人倾心信奉的茶山之上的神灵，也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了它们蚁噬澜沧江两岸一棵棵古茶树的恶灵本性。
普洱茶远在天边的茶山文化、茶叶和茶树被赋予的神性与人性、制茶人天生的和杜撰的“传说”激活了普通消费品的猎奇天性，而普洱茶的质地又具有一饮成瘾的征服性。有部分茶人不爱普洱茶，爱上的乃是普洱茶众茶山瑰丽的，快活的，苍茫的，现场性的，即时性的，无始无终的，处处是神灵的，超脱时空的，迷信的，意外的等等神奇元素组合而成的茶山文化。
我不止一次表述着这样的观点：在一部分人丧失敬畏之心公然视歧路为正道的时间段上，有权机构的失察固然令人抓狂，但茶山众神在现代文明中的失位更值得人们重视。我并不主张文明重返源头，让“神灵”主宰世界，相反我始终期盼工商文明中有关买卖的不可违背的要义之光尽早降临茶山。茶神在山上，虽说其本义缘起于万物有灵的茶山文化传统，可“茶神”在承担山神身份的同时，还意味着今天的道义、诚信、律条与良知，如一尊多面佛，肃立在众路分岔的地方。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喝茶是人类最本能的欲望之一，它不仅仅可以否认世界的重量，还可否认人生的复杂性，这应该是我写作茶书的基本原因。如果因此带来重量与复杂性，那则说明我又做了一件与愿望相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