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濮人的地方就有古茶树
首先,在是不是方面,经过各方学者的多年研究与充分论辩,“云南规模种茶始于濮人”已经是茶学界的普遍共识,其主要的研究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向:
第一个证明,是“古茶树群落与濮人活动范围基本重合”这一事实。
首先,濮人种茶的核心起源地位于“澜沧江中游山区”,也就是哀牢、无量山脉范围内的景东、景谷、镇沅、宁洱、元江等地,这里的山林中存在大量野生型、栽培型古茶树群落,且过渡型古茶树和野生型、栽培型茶树成片相连,综合群落数量和树龄位居云南之首。(部分“专家”因商业上的因素不愿承认这点,但茶起源于澜沧江中游的山区,已经取得学界普遍共识的观点)
其次,云南公认历史最悠久的千年景迈古茶园;自1300多年前就已建寨,并开始植茶的老曼峨古茶园;而如今热度非常高,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班章古茶园,现在虽由僾尼人(哈尼族支系,属氐羌族团后裔)拥有,最早也是由濮人后裔——布朗族开发的。
与老班章情况相似,历史记载更详尽,历史更悠久的,还有南糯山的千年古茶园(如今同样由僾尼人所有),据寨里的僾尼族老人讲述:”当年先祖从墨江迁徙到南糯时,蒲蛮(布朗族)已经在这里种下成片的茶林,我们在这里定居也已有56代人。“按照每代20年保守估算,南糯山茶园至少已有千余年历史。
此外,在濮人居住的地方,也留下了诸多学界公认的,树龄最长的,有驯化痕迹的古茶树,比如被宣传为3200年,实际上树龄也应过千年的香竹箐茶祖,树龄800多年的南糯山茶王,邦崴那棵千年树龄的过渡型古茶树,按时间推算,大概率也出自濮人之手。
最后,濮人种茶,对如今的云南茶业也是影响深远的,濮人后裔如今聚居的勐海、澜沧、凤庆、双江、景东、临翔、耿马、云县等地,无不是云南现在的主要产茶地,就连濮人曾经居住过,后来又因各种原因迁走的墨江、元江、广南,也是今日产茶众多的茶区。
茶是濮人的原始信仰之一
第二个证明,是濮人是唯一在原始信仰中出现茶的种群。
据考证,景颇、基诺、彝、苗、瑶等茶山民族中,大多是从唐朝开始植茶的,族内流传的茶史诗,也基本是“武侯遗种”,“孔明兴茶”等与汉文化有关的传说。
只有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濮人后裔,才将茶放在了与族源、始祖、祖先等最重要事物同等的地位,而濮人对茶的原始崇拜,后来也随着植茶技术被其他民族一同学去,形成了如今整个云南茶区广泛存在的茶王树祭祀习俗。
其中,佤族认为茶树就是祖先的灵魂,有“你喝了茶叶水,就见到了鬼魂”的巫语,德昂族的创世神话《达古达楞格莱标》则提到,是始祖茶树创造了日月星辰和万物,并以102片茶叶化作人形后,大地上才有了生灵,这两个民族自称为“腊人”,代表自己是种茶为生的人,也有视自己为“茶的子孙”的含义。
从佤族中分离出来的布朗族,则认为是茶是很早以前由一位叫“(帕)哎冷”的头人首领所发明的,并视这位祖先为茶祖,这就意味着布朗族对茶的原始崇拜,已经从图腾崇拜转入了英雄崇拜阶段,比其他茶山民族明显更进一步。
古老茶俗与“腊”的传播始于濮人
第三个证明,是濮人及其后裔拥有迄今为止全云南保存最完整,最全面的茶俗和传统茶文化。
很多民族都有极具特色的饮茶习俗,比如拉祜族的糟茶、苗族的菜包茶、瑶族,彝族,布依族都有的打油茶,乃至回族的盖碗茶,蒙古族的奶茶,藏族的酥油茶等等,包含了“生吃干嚼”、“煮熟为食”,“药用提神”,“品鉴冲泡”等不同茶食阶段,体现的是人对茶的认知演变。
而在众多茶俗文化中,唯有濮人的后裔民族保留下了最为完整的茶俗,以布朗族为例,其有将茶作为杂蔬食用的凉拌茶、酸茶;有将茶作为风味饮品的烤茶、罐罐茶;利用形式多样,涵盖了茶叶利用史的各个阶段,其他茶山民族很少有这么全的茶俗,且大多是从濮人那里学来的。
第四个证明,是古濮人首先发明了腊的读音,后被其他民族沿用,影响至今。
视茶为生命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古濮人,认为树只分为茶树和非茶树两种类型,并将除茶以外的所有树叶称为“lā”(同拉),而称茶叶为“là”(即腊,为拉的滑音),这种以茶为腊的语言习惯延续至今,成为了如今云南大叶种茶树的一种独特称呼。
其他云南民族对茶的称呼,也源自古濮人发明的“腊”词根,比如傣族、拉祜族、哈尼族及其支系僾尼人,武定方言等都直接称茶为“la”,而彝族及其支系撒尼人则大多称茶为“labo”,景颇族称茶为“laobao”,基诺族称茶为“laobu”或“nola”,千百年来,“腊”已经在古濮人留下了深深的语言烙印。
濮人最早植茶已成共识,但在此基础上,曾有学者将具体时间推算到了西汉时期,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呢?
“云南种茶始于西汉”观点证伪
在1994年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林超民教授首次提出了“云南种茶始于西汉”的观点,他认为“饮茶、种茶既起源于西汉时的云南,则为云南少数民族的创造发明可确定无疑。”这一观点后来也被收录在林教授的著作《普洱茶与少数民族》,在行业内有一定认可度。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林教授为普洱茶产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也是陆离很敬重的一位前辈,但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这个观点,无疑受到了当时的古籍发掘,行业认知等因素的限制,在论述逻辑和指代对象上也存在一些错误。
通读全文后,我们会发现,观点中并未说明云南先民利用的“茶”,到底是野生型茶树还是栽培型茶树,这点非常关键,如果是对野茶的采集和食用,那时间上完全可以追溯至人类首次与茶相遇的史前文明时期,如果是指栽培型茶树的茶叶,那西汉时期,尚处于哀牢古国的濮人又缺乏驯化茶种的必要条件和动力。
其次,在证据链方面,林超民只举证了西汉时期四川茶的发展情况,随即在未做说明的情况下,就将起源地扩大到了整个云南和四川地区,然后又将起源地单独指向云南这一个地方,不仅逻辑混乱,也与真实历史中,西汉时期巴蜀文明与云南各大族团的不同发展情况相冲突。
总之,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东汉末年时期),“类牢叛汉”、“哀牢破国”事件后,云南濮人被迫离开家园,转入澜沧江中游的山区,由坝居转为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居后,不得不充分利用这里有限的资源以求生存,进而培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栽培型茶树,濮人种茶一事,也正是云南茶史和普洱茶发展史的原点。
充分证明濮人是云南最早的茶农后,接下来请茶友们思考以下问题:在所拥有的野茶资源上,生活在云南的各大族群其实都差不多,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比濮人先进的更是大有人在,那么,为什么是濮人,而不是其他民族最早开始植茶?
其实,在今日的茶学界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究云南最早的茶叶驯化情况,为了巴蜀茶和云南茶谁最早诞生而吵的面红耳赤之时,数千年前的云南濮人却毫不在意这些,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与傣族先民一同工作,过着原始而简单的生活,生活稳定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然而,这份幸福也很快就被打破,当战火与灾难席卷了曾经的家园,当云南濮人被迫离开故土,转入山林,为求生存而不得不利用这里的有限资源时,茶,再次成为了照亮他们生存之路的第一支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