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人们相互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之为“吃讲茶”，或“茶馆讲理”，茶馆便成为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吃讲茶”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袍哥经常被请去做调解人，茶馆也用作解决他们内部纠纷之地。
一般程序是：冲突双方邀请一位在地方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双方陈述理由，中人进行裁判，错方付茶钱，并向对方道歉。这说明精英以茶馆作为介入社会的空间，这些茶馆也成为社区的中心。因此茶馆不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且也促进了社区联系和邻里认同。“吃讲茶”活动能够长期广泛在地方实施，是由于裁判是在公众监视下进行的，调解人试图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其声誉和公信力将受到损害。而且，如果调解不成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暴力事件也难以引发；即使发生暴力冲突，也容易被公众所制止。“吃讲茶”的活动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而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无视官方的司法权威，当然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从20世纪初开始，当现代化的精英在描述这个活动时，在西方和官方话语的影响下，多持讽刺或批评的口吻。如在李劼人的笔下，“吃讲茶”是谁人多势众，谁就能赢，大家争吵一番，调解人“两面敷衍”，一般判势弱一方为输，而输者甚至也不用赔礼道歉，不过得付全部的茶钱，有时可能十几桌。但是：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李劼人的这个描述固然很生动，也的确反映了有时吃讲茶的紧张气氛和混乱局面，但称茶馆希望发生打斗事件，以便乘机索取赔偿，未免言过其实。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斗殴经常造成茶馆惨重损失，甚至可能因此歇业。所谓索赔不仅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经常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虽然茶馆喜欢有人来“吃讲茶”，这样可以得到额外的生意，但任何暴力行为都是他们难以承受的。李劼人作为一个新知识分子，相信现代的国家和司法权，对这些民间的自我调解嗤之以鼻，因此以这种口吻进行描述也并不奇怪。
既然是一项民间活动，“吃讲茶”会引发斗殴也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1914年在大观茶园由于“吃讲茶”失败，一场打斗发生，茶馆立刻陷入一片混乱。警察来后，竟然被暴徒打退。一些顾客受伤，一些藏匿，一些边跑边喊救命，一些被吓得呆若木鸡，茶碗、桌椅及其他物品损失甚多。
1929年一个厨子在一家茶馆的二楼“吃讲茶”，双方都带来一大群人，谈判进行得不顺利，先是叫嚷，然后吵架。厨子一方开始出手，瞬间茶碗桌椅飞舞，斗殴造成房梁折断，多人和家具掉到楼下，十余人受伤。
1941年一个工厂工人欠一个店主的钱，在泗泉茶社解决纠纷。当茶馆掌柜见那个工人叫了上百人到茶馆时，赶快报警。但那工人的同伙狂殴对手，还伤了几个警察，一个警察甚至被带到工厂暴打一顿。地方报纸称这些事件为“演武剧”。虽然这三个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军阀混战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但暴力发生的形式却相当类似。
抗战结束以后此类活动仍然很普遍，1946年7月悦来剧团与永乐剧团的伶人因纠纷在茶馆“吃讲茶”，讲理过程中“悦来之武生，以讲理需时兼以彼此言语未加检点，争执不下，彼此均系武生，遂大演武全行，一时桌椅齐飞，打烂茶碗无数，满座茶客均惊”。茶园经理“虽多方制止，但终于无果而终”。后肇事者被送往该管区警察分驻所，“请予依法办理”。
直到国民政府崩溃前夕，此类事件还不时发生，如1948年8月，纸烟商人徐某向同业张某处订购了一箱火柴，由于运输问题，张没能按时出货，造成纠纷。他们在茝泉街的东亚茶社“吃讲茶”，争执演变成打架，警察逮捕了若干参与者。
甚至军人也在茶馆里“吃讲茶”，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地方政府和警察也都无可奈何。如1947年20几个士兵在益华茶社与一个年轻人“吃讲茶”，结果发生打斗，打碎了20几套茶碗和其他器物。茶馆老板要求他们赔偿，他们答应第二天赔。但是第二天上午，100多名士兵出现在该茶馆，老板反复告诉他们不知道那年轻人在哪里，但这些士兵将茶馆器具全部打毁，包括64套茶碗、10多张桌子、40多把竹椅、2张木板、5个凳子、5个灯泡，外加门窗损坏，共计损失64万元。事发之后，保甲长和邻里都作为证人进行了记录，警察确认了指控。但似乎警察并无权处理，仅将事件上报，要求这些肇事者所属二十八军和绥靖主任公署“申述处理”。
袍哥在“吃讲茶”中的暴力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46年的一个下午，袍哥大爷杨竞陆带两百多人到龙友茶馆吃茶讲理，但谈判破裂，杨及其喽啰开始攻击对方，杀死两人，接着洗劫了这家茶馆，造成巨大财产损失。1947年，袍哥吴吉成欠唐炳南1万元，唐也是一个袍哥。一天下午，唐到吴家索取，结果引起一场争斗。两边立即召集各自的同党到一心桥的时代茶社“吃讲茶”。唐带来30多个士兵，吴带10余位士兵。中人一看情况不好，竭力使两家心平气和，另择日解决纠纷。虽然暴力事件避免了，但茶和香烟钱花去了96万元。这个事件促使警察制定严厉措施防止暴力事件，因为当局认为袍哥与军人的勾结是十分危险的。
1949年，德荣茶社老板谢振东由于被袍哥头子欺辱，向政府控诉，而事情便是由“吃讲茶”引起。根据他的申述，谢是一个“开贸茶社为业，性本朴良，毫无不法”的茶社主人，而欺凌他的夏仲康，系保长兼“自卫保队长及哥老会首领”，“统率党羽痞徒较多”。夏以为“自己有权有势，舍保长应尽职务，不仁不义，不与保民息事宁人，反与保民加害，失去安宁自由”。
冲突开始于前几个星期，夏在该茶馆调解一场纠纷，从早上到下午5点还没有结果，夏离开茶馆没有留下任何话。由于晚上茶馆要讲评书，谢于是收拾了桌子。然而，夏喝酒后回到茶馆，发现茶碗已经收走十分愤怒，打伤了一个茶馆雇工。之后，夏和二三十个团防每天到茶馆喝茶，却不付茶钱，他们还砸桌子，扔椅子，扰乱生意。夏甚至“藉事陷害”，试图使谢被捕。谢呼吁政府调查，为他正名，主持公道。这个冲突发生之时，正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前夜，而“吃讲茶”仍然十分流行。
“吃讲茶”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但这个事例却造成调解人与茶馆老板的冲突。夏被请来为一个家庭做调解（这也表明“吃讲茶”不仅处理外部矛盾，也解决家庭的内部纠纷），其身份是保长、团防首领、袍哥头子，是社区的显要人物，这也提供了关于谁做中人的进一步信息。当茶馆老板（如这个案例中的谢）得罪了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时，他很难保护自己的利益，茶馆生意也将受到损失。
虽然“吃讲茶”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习俗，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公平地处理各种纠纷，除了会造成暴力事件，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判决，这经常是由调解人的偏见和偏袒所造成的，反映了“吃讲茶”的局限。而且有的中人的判决是基于权力大小、人数多寡等因素作出的，李劼人所描述的“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的所谓判决，也是存在的。
海粟曾见过一个“吃讲茶”案例，一个店主强奸了邻居的女儿，其父母在茶馆与店主“吃讲茶”，由于店主人多势众，中人居然裁决受害一方有错，怪父母没有管教好自己女儿，还要付茶钱。当然，这应该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裁决，如果大多数中人都这样滥用权力的话，这个活动肯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便禁止“吃讲茶”，认为其容易造成公共场所的暴力。1914年，警察重新发布禁令，但这影响到茶馆的生意。茶社帮（茶社业公会的前身）指出，如果有几个人在茶馆喝茶，突然发生争吵，可能“自外面观之，颇与茶铺讲理相似”，这种混淆可能造成政府对茶馆的惩罚。为避免这种情况，茶社帮请求警察区分正常聚集喝茶与“吃讲茶”之不同。尽管被不断禁止，但是“吃讲茶”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在1946年，政府再次发告示，禁止在茶馆聚众“吃讲茶”和扰乱公共秩序。政府禁止这个活动并不成功，因为成都市民将其视为“民事法庭”，纠纷在变成法律诉讼之前，尽量在茶馆得到解决，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虽然这种自我控制和自治在晚清以来被不断地削弱。
政府也竭力说服人们不要去茶馆讲理，称“茶馆不是评理处”，要人们在发生纠纷后，“由保甲调解”，禁止“串通兵痞诈压平民”，因为发现“本市市民每因小故发生口角争执之事，竟有勾结盗兵流痞强迫对方至茶社讲理，被害者往往损失烟茶费七八万元之巨”。这说明过去由袍哥所包揽的活动，现在则卷入了更强大和危险的势力。当然，政府竭力强调茶馆讲理的弊病，是为了达到其控制之目的。1946年3月成都市参议会致函当局，对“吃讲茶”请“废予制止”。市政府和省警察局即拟定了“取缔办法”，包括三条：一是“市民如有纠纷，应请当地保甲，在保办公处解决”；二是“市民如遇纠纷而串通滥兵、流痞诈压平民者，准其密报治安当局从严究办”；三是如果工商团体在茶社解决纠纷，必须事先得到政府同意，“非其同意不得参加”。
其实，这项活动所引发的问题被严重夸大，使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掩而不彰。但是为什么资料中很少有“吃讲茶”成功调解的记录，反而从档案和地方报纸上经常看到由于“吃讲茶”导致更严重的纠纷甚至暴力？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成功地在茶馆解决纠纷是一个常态，不成其为新闻，所以从地方报道中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个活动所引发的事件。媒体关于“吃讲茶”的报道可能会给读者错误的导向，以为大多数这些活动是失败的。其实，大多数失败的调解，也没有引发暴力行为，经常是重新议定时间，再进行下一轮“讲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自发的社会调解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烦，怎么可能经久不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