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虽然不是云南茶的主产区，但由于历史和区位优势的关系，大理在古代云南茶叶的贸易交通中所占的地位不容忽视，在古代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尤其如此。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云南茶文化。原因很简单，唐朝初期在大理崛起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在一统云南后具备了整合云南茶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
对照历史脉络和地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是滇藏茶马古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都是难以避开的，这就是大理。南方丝绸之路是比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陆上大通道，一头串联起四川乃至更为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头串联起印度以至范围更为宽广的东南亚、南亚一带。而滇藏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起云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这两条古代陆上大通道上来往流通的，不只是马帮和各种物资，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颇具差异性的文化。
当两条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错而过后，各种文化也在大理交汇融合，碰撞并迸发出别样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 在这种区位优势下，发端于四川的中国古代茶文化，可以通过起点为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大理；产于“银生城”广大地域的茶，可以通过滇藏茶马古道经景东、巍山运到大理；两条古道沿线各民族的饮茶习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传到大理。
于是，当南诏国政权建立起来后，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有效整合。特别是在唐南诏国、宋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延续统治的500 多年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滇藏茶马古道传播而来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大理交汇融合，使得佛教在大理地区广为 传播并盛极一时，以至大理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为云南古代茶文化的初步整合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也是最早饮茶和对茶树进行人工种植的地区之一，这已经无需赘述了。但在唐南诏国建立之前，却几乎没有任何产茶和饮茶的文字记载。关于云南茶的最早记载，出自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862年）撰写的《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条被许多普洱茶爱好者所熟知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比较丰富的，但许多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产茶上，而对饮茶习俗没有深究。
对照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南诏国时期至少在大理的苍山洱海周边，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饮茶习俗。《蛮书》成书时，由蒙舍诏 （南诏）统一洱海周边其他五诏后建立起来的南诏国，其疆域远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权的主体，尤其是贵族上层，也早已经从蒙舍诏的发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坝子。因此，樊绰所谓的“蒙舍蛮”饮茶法，至少已经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较为普遍的饮茶法。当时的洱海周边地区，是南诏国都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这里流行的风尚必然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产生巨大影响。
可以推断，随着南诏的强盛，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古昆明城）后，所谓“蒙舍蛮”的饮茶习俗，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从樊绰留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道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南诏国是饮茶的古法，而这种饮茶法实际上也隐约有唐朝时中原一带的风韵在里面。所以个人推测，现在白族的三道茶，是在承袭“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后形成的。三道茶的雏形，弄不好在南诏国晚期或大理国时，就以宫廷饮茶礼仪的形式出现，当元灭大理国后流入民间。
如果推测成立，那么现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间保留的饮茶习俗，特别是烤茶，与三道茶基本是同根同源的。三道茶的第一道，实际上就是烤茶。也就是说，当年的宫廷饮茶礼仪流入民间后，在包括白族在内一些少数民族间被简化成为了烤茶，实际上即便现 在烤茶在白族、彝族人的生活中也有一定的礼仪性。而白族人聚居的洱海周边，由于物产丰富且当时白族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所以就被升级成了现在的三道茶。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推测，并无明确的史料佐证。 对三道茶最明确的史料记载，出现在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中。崇祯 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抵达大理的宾川鸡足山，受到高僧宏辩的热情款待。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宏辩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楼下青松毛铺籍为茵，去桌趺坐，前各设盆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徐霞客的记载，与现今“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稍有出入，不知是徐霞客记述有误，还是后来三道茶有所演变，抑或是佛家与民间所饮之三道茶本就有所差异，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国内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鸡足山， 其一淡二咸三甜的茶道，却也能给人一种佛理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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