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麓的赤石企山成立了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机构——崇安茶叶研究所，研究所成立的初衷在于为当时的茶叶科技、贸易等方面做一总结，并为战胜日本之后的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准备和制定规划。在中国茶叶发展的低谷时期，崇安茶研所接过了茶叶科研和维护培育茶叶从业者队伍的接力棒，在中国茶叶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茶叶研究所的工作者们做出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苏联贸易为支持抗战经济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在重庆和香港先后成立富华公司、复兴公司、中茶公司等机构，专营或兼营茶叶业务，以1938年的统计为例，三个公司外贸总值3000余万，茶叶占2000万元，约为外贸总值的三分之二。

 

我们的父亲吴觉农先生，那几年一直负责茶叶外贸的行政和技术领导，担任协理、总技师等职务。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希特勒德国占领法国，轰炸英国，以后又转头攻占苏联大片领土，中苏及中国对其它国家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对外贸易完全中断。这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设想趁这期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机构，为茶叶科技、贸易等方面做一总结，并为战胜日本之后的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准备和制订规划。

当时，促使父亲去东南设立茶叶研究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941年父亲加入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秘密组织，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政策，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处境更加险恶。某次，特务头子徐恩曾宴请父亲、钱俊瑞和冯和法三人。徐说：“有人借抗战之名，搞反政府活动，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次谈话后，钱俊瑞离开重庆，去了山东，担任了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冯和法则暂时去桂林经商，我父亲希望茶叶研究所早日设立，也能尽快离开重庆。

 

经过当时财政部的批准，又经过一段时间选址、定员等准备，在1941年底，崇安茶叶研究所终于成立，隶属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四处奔走，目前和我们兄妹四人难以跟上他的步伐。抗战开始，父亲带领上海商检局茶叶监理处的茶叶工作者，到浙江嵊州三界茶场，我们跟到三界。后来，他来往于重庆与香港间，我们家又暂时移居香港。太平洋战争前夕，战火迫在眉睫，我们又随母亲从香港回到上海。直到茶叶研究所定点与崇安，父母以为在那里可以有较长时间的安定生活，母亲又带领我们兄妹四人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过安徽屯溪等地到达福建崇安武夷山。

 

茶叶研究所落在武夷山麓的赤石企山，离赤石（现在的武夷山市）五华里，离崇安（当时的县城）二十多华里。企山在崇安、赤石之间的公路线上，茶叶研究所的长牌树立在公路边，由此标志，向西就到了企山。茶叶研究所选址于企山是有缘由的，一是中国抗战至此已显胜利曙光，日军已陷于战争泥潭无力自拔，不大可能向偏于一隅的闽北进攻。二是武夷山是名茶的出产地，也是做茶叶研究适宜的地方。现年近茶寿的张天福先生，那时已在这里建立颇具规模的示范茶厂，由于多种原因，茶厂正在进行改组。经商洽后，福建省政府决定将该示范厂交由茶叶研究所接管。

 

示范厂的主体部分原来在赤石，有较新型的厂房，机制车间有德国克虏伯厂的大型揉捻机等设备。由于房屋较高大，曾遭遇日机轰炸，有一名厨师被炸身亡。为此，研究所决定干脆搬到企山茶场，那里是一整片开阔的茶园，散落着一座座茶场的工房，在那里加盖了多座办公用房和宿舍房。之后，这里就成为研究所的办公中心，在周围又建了几座家属房，是带家属的宿舍。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茶叶研究所成立后，像磁铁一样地吸引了茶叶科技人才，企山茶场成为茶人汇聚的中心，其中有跟随父亲工作多年、那时在中茶公司技术处的老茶人钱梁、汤成、向耿酉等；在各地茶叶改良场等机构工作多年的茶叶工作者陈观沧、尹在继、叶鸣高、吕增耕、陈舜年、俞庸器等，还有来自复旦大学茶叶系的教授、留学比利时的农化专家王泽农、新成立的复旦大学茶叶系教授庄任、许裕祈夫妇，留美的农业专家叶元鼎、留德农经专家朱刚夫。此后，父亲又邀请浙江大学老教授，时任福建园艺改良场场长蒋芸生来担任茶叶研究所副所长，还有一位父亲的同乡好友叶作舟，他曾当过浙江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校长，并同周建人、叶圣陶等同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在研究所主管《茶叶研究》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与我们在一所房子，父亲常和他讨论时局问题，两人对坐泡一壶茶，谈得非常投机。

 

在父亲离开重庆时，沈钧儒先生曾找父亲商谈，要父亲到东南后，设法营救关在上饶集中营的‘中国民主救国会’，重要成员吴大琨，他1935年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父亲和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许多领导人的好友，1939年他受上海人民的委托慰劳新四军，在第三战区被国民党绑架关在上饶集中营。父亲从重庆去浙江路过桂林，那里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铁生也来同父亲联系营救吴大琨。父亲到东南之后，安排林珊在茶叶研究所工作，并各处打听吴大琨的下落，后来通过孙晓村（父亲的好友，解放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打听到上饶集中营移到福建建阳徐市镇，经过他们的多方周旋，父亲以叔侄名义，把他保释出来。为了不生意外，父亲来回步行四十多里山路，亲自到狱中把他接出来。当父亲听到狱中难友们悲观的抗日救亡的歌声，不觉潸然泪下，恨不能打破牢笼，救出所有爱国青年。吴大琨出狱后，父亲介绍他到建阳市的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英语，以后他为党做了其他一些工作。

 

茶叶研究所成立伊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设想规划茶叶事业将来发展的远景，所以研究的范围比较全面，从栽培制造到边销外贸都有研究的课题。在栽培方面如茶树的育种、繁植、病虫害防治。制造方面包括红茶、绿茶、乌龙茶的不同制造方法，以及分级、拼配、贮藏、制造机械的设计等，茶叶化学方面包括茶叶生化分析、茶素提炼、肥料实验、土壤分析等等。研究成果，很多都在研究所的学术刊物《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上发表。此外，父亲请钱梁、陈舜年等准备开始对‘茶叶全书’《AllAboutTea》翻译工作。

 

另外，茶树更新运动已纳入茶叶研究所重要的工作范围。当时外销萎缩。而茶树开始老化，为了战后茶叶事业的发展，为了建设现代化茶园，也为了救济茶农并改善他们的生活，巧负责在东南联合各省成立茶树更新指导所，为浙、闽、皖、赣各省更新茶树与培育茶苗数十万亩，同时也对各省茶区的土壤做了调查研究。但因战事扩大，经费中断，原计划未能完成。

父亲一到武夷山，几乎走遍那里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武夷山茶区计划书”，提出了茶区整理规划目标和实施办法，很难得的是他在陈舜年写的《武夷山的茶与风景》序中，提出了有关武夷山风景区发展旅游事业的建议，至今看来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理念。

 

在武夷山下，父亲还结识了不少的茶农、茶商。其中之一是桐木村的江润梅先生，同他结下了友谊，并一直保持着这段可贵的友情。而且，两家的后人至今保持着绵绵情谊。

企山没有商店、学校，也很少有农户，妹妹每天都要走三五里路去上学。那时赤石镇因为有了‘全国物资供销总社东南分处’，而显得很热闹。该处也是由于浙江、江西等地战火漫延而搬到赤石的，负责人陈仲明是父亲的老朋友，茶叶研究所同它没有业务上的联系，但两个单位来往密切，交流融洽，用现在的话可说是兄弟单位。

 

茶叶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清苦，茶场虽然有发电设备，但因配件残缺，基本没有使用。晚上，办公室和家庭点的都是煤油灯或灯芯。食堂伙食也很简单：鸡鸭、肉类也很缺，有家属的家庭都自养鸡鸭和猪兔。研究所里有个医务室，因药物欠缺，看一般的病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找鲁医生，因为常得到他医治，关系很好。抗战后鲁医生回到杭州，我们还常保持联系。

因为生活单调，所里两三个星期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员工和家属一起参加，共同表演，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在我父亲的晚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从事茶叶工作一辈子，许多茶叶工作者，我的同事和我的学生同我共同奋斗，我们不求功名利禄、升官发财，不慕高堂华屋、锦衣美食，没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大多一生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清廉自守、无私奉献，具有君子的操守，这就是茶人风格。”他这里说的“茶人”当然也包括崇安茶叶研究所的茶叶工作者！

崇安茶叶研究所在中国茶叶发展的低谷时期，接过了茶叶科研和维护培育一支茶叶从业者队伍的接力棒。在中国茶叶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茶叶研究所的工作者们作出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