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谈到中国的茶业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且汉代、魏晋时期，巴蜀的茶叶也相当普及，但何人最早种茶却史无具例。蒙山吴理真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的种茶人。这种说法为陈椽教授认可。在《茶业通志》(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中就有“蒙山植茶为我国最早栽茶的文字纪要”，对蒙山吴理真蒙山植茶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吴理真被称为“甘露大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一半是神仙，一半是凡人。这位“甘露大师”，在浩如烟海的史迹中，隐隐露出种茶人的本来面目。

关于甘露大师吴理真，清光绪年间出版的《金石苑》中有相应的记载。碑刻，礼拜神龛上面供奉着一尊“遗塑”。孙渐拜谒行礼之时，感觉场面气氛与寺庙里烧香拜佛差不多。至于那“元碑”上刻些什么，他没有直说。但从“昔有汉道人，蕹草初为祖……”的怀古之笔看来，碑上记载的“汉代道人”种茶的内容，神龛上供着的是这位“汉代道人”的塑像。

从孙渐《智矩寺留题》内容和时间来看，孙渐所阅“剜碑”，所礼“遗塑”与《金石苑》所载“甘露禅师画碑”是不同的。以时间来看，“画碑”于绍熙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蒙顶山房”。“绍熙”是南宋光宗之年号，绍熙年即11 92年，孙渐是北宋绍圣年间人，生于1 095年，如果孙渐要看到画碑，那他游蒙山的时候将是百岁高龄，显然不可能。

从位置来说，孙渐所阅之“利碑”位于山腰智矩寺。而“画碑”所在的“蒙顶山房”是在山顶的天盖寺。

由此可以说明，当时天盖寺和智矩寺分别立有汉代祖师的碑记和塑像。

《名山县志》：“智矩寺在蒙山之半，今称大五顶，云木参覃，岩泉飞洒，中有双塔截矗云表。甘露师井中石像供奉于西龛，焙茶之所也。寺中题刻颇多，亦多漫灭，不可复读。，’这说明孙渐所见的关于“汉代道人”就是随后被称为“甘露大师’’的吴理真的塑像，直到清末还有留存。

孙渐虽然没有说明所见的碑记与塑像是何时所为，但可以肯定其所见之物由来已久，且明确言及吴理真是汉时之人，汉代所传也不一定。同时也还说明在宋孝宗敕赐“甘露大师’’之前，蒙顶山已有了吴理真的碑记、塑像之类，并非孝宗皇帝敕赐之后才应景而作。

邑进士喻大中上奏孝宗师之功德，当是依据了原有的碑记与塑像等实物。

 

关于吴理真，《名山县志》中还引有一部分相关的记载：

《舆地记胜》：“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一日隐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为甘露大师。”

《唐志》又引《雅州志》：“蒙山属名山县，山有五顶，前一峰最高，日上清峰，有甘露茶，山上常有瑞相影现，又有蒙泉．”

范蜀公亦云“常有瑞云覆其上”。又云“智矩寺，在名山之蒙顶山，甘露大师圣迹。今石身在，夜多圣灯现焉。”

《杨慎记》：“名山之普惠大师，本岭表来，流寓蒙山。按碑，西汉僧理真，俗姓吴氏，修活民之行，种茶蒙顶，陨化为石像，其徒奉之，号甘露大师，水旱、疾疫，祷必应。宋淳熙十三年，邑进士喻大中，奏师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惠妙济大师，遂有智矩院，遂四月二十四日，以隐化日，成集寺献香。宋元各有碑记，以茶利由此兴焉。夫啜茶，西汉前其名未见，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东汉入中国，初犹禁，不得学。”

《贺如晦记》：“称西汉吴姓则华人也。时安得华人为僧乎?考之张大用《本图经》，称后汉有高僧种茶蒙山。茶为天下利益。然后投井化石，其徒奉以凿像，为堂奉之。”

又称，“《梓童神君附鸾碑记》正其为后汉人名理真。西汉之称，岂欲古其人，大用之记，岂欲古其迹耶。”

《唐志》所引的《雅州志》没有直接涉及茶祖，但描写了蒙顶五峰的与众不同，有甘露茶，还有蒙泉井，而且“常有瑞相影现”，为五峰的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甘露祖师，但笔触之下，也让人感觉茶祖隐隐约约的影子。其余的记载都从不同的角度记叙了甘露祖师的踪迹，各有看法。甚至还有人发出了“岂欲古其人”、“岂欲古其迹”的疑问。不过综合来看，宋代以下，各朝所记的甘露师，都具有超出常人之处，颇有几分神秘。

关于吴理真种茶比较完整的记载还有“天下大蒙山”碑。现存于蒙顶天盖寺。

此碑所记，主题是追古思今，历数蒙山兴盛与功绩卓著者。碑文从《禹贡》之载落笔，在颂赞了蒙山的名山胜状之后，即转入对茶祖功德的记述。

 

“天下大蒙山”碑述及甘露大师时说：

“故山灵所钟，皇茗有贡，地脉之效，龙泉可祝。迄今石端昭垂，在在足考日：祖师吴姓，法理真，乃西汉严道，即今雅之人也。脱发五顶，开建蒙山，自岭表来，随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乎异常，惟二三小株耳……皆师之手泽，百事不迁也。由是而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商贾为之懋迁，闾阎为之衣食，上裕国赋，下裨民生，皆师之功德，万代如即见也。且一旦道登遍彼岸，持锡掘井而隐化石身。后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并迎而共祷，灵雨为之顺应。故有明邑进士喻大中，奏闻宋淳熙，敕赐甘露大师，夙唪甘露菩萨。又师之灵爽不昧，流芳千载也，非名山乎!然地灵人杰，代出行僧而物化天宝，世多修伟……迨万历己未，天启壬戌，行僧通明，复立碑记……”

最后说到当时的寺僧睿白立此碑的缘由，落款为“雅安生员马伟平六氏薰沐敬书”。

除此之外，蒙顶山上也还有其他的碑。碑文中明确述及的至少有明代天启年间，天盖寺僧通明所立昭示种茶始祖功德的碑。现在在阴阳石麒麟牌坊旁边还有天启年间的“重修龙泉院”碑(据当地人讲，20世纪中叶时尚有汉碑留存)。所以，“天下大蒙山”碑记显然是承传前人碑记而来。因此，立碑之时，才有许多根据“在在足考”。关于蒙顶种茶、殒化石像、祈祷灵异、敕封大师等，比及前人所述更为详细。

从以上的史载及碑记，可以看出吴理真蒙山种茶的基本轮廓。

 

从各种碑记史载来看，关于吴理真是汉代人应当说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关于吴理真的身份，则在僧俗之间争来争去。有说他是僧人的，也有说他是道士的。那么，吴理真究竟是有“法力”的“大师”，还是个普通的种茶人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把他说成僧人，而且是外来的和尚你？

其实，吴理真的身份司题正反映了蒙山茶文化浓厚的庙宇气息。届宇与蒙山茶的发展流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把吴理真说成僧人是载宋代，这与宋代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就是宋孝宗皇帝敕册封他为“甘露大师”

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唐代得到很大发展，禅宗兴起，盛行于世，使饮茶之凤更为普遍，可谓举国之饮。由于茶一开始就与佛家结缘，所以寺庙中一般都专门设有茶室，僧人饮茶乃是家风。寺庙不但饮茶，还要种茶、采茶、制茶，好多名茶都和寺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自古“茶禅一味”，蒙山禅茶之风尤甚。

 

宋代佛教已非常兴盛。宋代皇帝中，宋孝宗非常崇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名山县进士喻大中上奏给皇上的理由，一方面是西汉严道的吴理真植茶五峰之中，遍产中华之国，利益蛮夷之区，上裕国赋，下裨民生。另一方面则是“后世凡遇旱年，取井泉石像，并迎而共祷，灵雨为之顺应。”说是大师能“入定救旱”，灵验无比，这本身就充满了神妙的成分。而孝宗皇帝一下子就“敕赐甘露妙济普慧菩萨”，给吴理真的这个封号就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之后，王象之《舆地纪胜》就说：“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忽一日隐池中，乃一石像，今蒙顶茶，擅名师所植也，至今呼其石像为甘露大师。”

宋孝宗已经把吴理真封成“菩萨”，王象之怎么敢违背“先皇”的“圣旨”呢?

另外，那时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已成为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区。王象之曾为江宁知县，那里茶业已很发达，王象之认为茶起源于岭南，是很自然的，在他看来，远离岭南的蒙山不仅有茶，而且名气大，产量高，还有被封为“甘露大师”的吴理真，或许他把大师的吴姓误为吴地之吴，就写出了“有僧自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受其影响，人云亦云，后人把吴理真说成了僧人。

 

把吴理真说成僧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把古代史载中的人与吴理真混为一谈。宋代陶谷(905—971)著《茗薜录》。此书记录了茶的一些掌故，其中一段介绍一种名叫“圣扬花”的茶叶时写道：“吴僧梵川，誓愿燃顶供养双林傅大士，自往蒙顶结庵种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绝佳者圣扬花、吉祥蕊，共不逾五斤，持归贡献。”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前后照应的文字，所以不知道这个“吴僧”究竟是何时、何地之人。但因为他“结庵种茶”，又头顶一个“吴”字，植茶始祖也姓吴，所以后来就有人把他和汉代种茶的吴理真混为了同一个人，因此，吴理真就被当成了“吴僧”。“吴”包括江浙、岭南的范围，“吴僧”意为“吴地之僧”，于是王象之《舆地记胜》“有僧自岭表来”的说法，孙渐《智矩寺留题》“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之笔，也可能是受了这样的影响。建溪即今福建建阳，属于“岭表”的范围。

仅从《茗薜录》所说的人与事，“吴僧”名“梵川”者，在蒙顶结庵种茶，不仅制作出了两种名叫“圣扬花”、“吉祥蕊”的好茶，而且“持归贡献”。“持归”的意思是“拿着茶叶回去贡献给某某”，这个名叫“梵川”的“吴僧”显然是另一个人，是到蒙山来种了茶，制作了好茶又回去了的僧人。

再一个原因就是后人把蒙顶植茶的“甘露大师”和蒙山不同日寸|期的法师，比如永兴寺的“甘露禅师”混在了一起。

 

从《金石苑》“画碑”到“天下大蒙山”碑，在记录吴理真蒙顶种茶、殒化石像、敕封大师、祈祷灵验等方面基本一致。但这些记载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特别是《金石苑》“宋甘露禅师画碑”的记载尤为明显。前文说“师由西汉出，吴氏之子，法名里真。自岭表来，住锡蒙山，植茶七株，以济饥渴。”后文接着说“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倾，沛泽大通。”上下文所记当是同一人。然而，两段文字意义难通。大师既是是汉时之人，又如何在“元代”，就是宋朝的开朝之代“入定救旱”呢?

“入定”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当是生者的行为。因此，“入定救旱”的“甘露大师”当另有其人。

蒙山还有一位被称为“甘露祖师”的人，这就是宋代著名的高僧不动禅师。

据佛教典籍载：“甘露祖师者，宋代高僧不动上师之谓也。上师乃西域梵僧，修金刚部功熟，并将此法宏传。既而达西夏，为国王所重。因师常颂护国仁王经甚灵，西夏国王以师护国佑民而赐寺日“护国仁王”。师依三十五佛明经、礼忏文，前增五十三佛，后缀普贤十大原偈，共成一百八礼，以断百八烦劳也，曰大忏悔文。

 

上师来中土，居蒙山结庐修道。见蒙山之龙脉流注西去，止界永兴寺，故住锡，历六年，重建寺宇。今山门犹存‘甘露宗风’石刻古迹以铭祖师道场所在。”

不动禅师所居之永兴寺，建于三国时期，由天竺僧空定大师来此结庐，名“大梵音院”，历晋隋三百余载，至唐代更名“龙泉院”。时值马祖、百丈师徒推行农禅并举，道宗回应此举，植茶树，习茶艺，禅法入茶，名日“禅茶”。此时蒙顶茶入贡，京城长安贵蒙山香茗，又禅宗大兴，禅茶为世人向往。因此，蒙山禅茶之风甚炽。不动法师自西域来，悲心广大，在永兴寺创建了佛教经籍《蒙山施食仪》，自后禅门日诵编入晚课。其智其愿，其悲其行，如甘露之无上妙药，普济众生，而获“甘露祖师”之称。

植茶始祖吴理真被封为“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称为“甘露大师”。后人们在记叙敕封的“甘露大师”时，把许多民间俗称的“甘露祖师”，即永兴寺不动禅师的所作所为和吴理真搅在一起。又因为不不动禅师来自西域，所以有的记载就把汉代种茶的“甘露大师’’误为是“僧”，误以为“自西域来”。

另外，蒙山还有过一位有名的普惠禅师，创建智矩寺。其‘‘普惠”的法号和敕封中的“灵应甘露普慧”又有相同之处，因此，也有人把此“普慧”与彼“普惠”混为一谈。

究其救封“甘露大师”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种茶。吴僧梵川、不动禅师、普惠禅师，虽然各有各的道行，但无论如何也是影响有限，不能与“遍及中华”的种茶之功相比，所以种茶人吴理真才有资格获得“甘露大师”的封号。

古代蒙山的茶叶，从唐代农禅并举之后，主要是由寺庙中的僧人们种植的。据传蒙山原有寺庙几十座，天盖寺、智矩寺、永兴寺、千佛寺等寺庙规模很大，晨钟暮鼓，香火鼎盛，影响广大。直到清代，蒙山的茶特别是贡茶，虽然由官府主持，但工作主要还是由寺庙的僧众来完成的。每年开采贡茶之际，蒙山周围几十座寺庙的僧人都要云集山腰智矩寺，举行法会，烧香念经，开山采茶。

 

而今经过千百年风霜雨雪，蒙山至今尚有永兴寺、千佛寺等古刹庙宇在重兴香火。据古籍载，蒙山原来的大小寺庙都有茶园。因而不难想像当年天盖寺、智矩寺、福禅寺等庙宇钟鸣鼎食、红瓦参差时，香火何其旺盛，佛教分为多么浓重_。

在这样的情况下，吴理真因为种茶功高，有开设蒙山之功、种茶而遍及中华，功垂后世，其所作为，自然顺乎佛教功德，因而佛寺禅院把吴理真纳入“宗谱”，让其“皈依”佛门：并为之罩上神秘光环，也就完全在情理中。

至于把吴理真当成“道士”，则是由孙渐《智距寺留题》“夕有汉道人，菲草初为祖”引起的误会。“道人一词。在古代是对佛教徒的称呼，出道之人，出家之人。后来也是对“道士”的称呼。所以，有的人望文生义，就把吴理真当成了“道士”

根据史载分析，吴理真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而应当是蒙山当地一位普通的种茶人，一位地地道道的“茶农” “天下大蒙山”碑记说吴理真是“西汉严道人，即今雅之人也”表明吴理真是严道县的本地人。

严道县，是现今雅安市范围内最早的建制。战国时期(前316)’秦惠文王灭蜀建蜀郡，到兮元前222年秦始皇时期，将当时灭掉的楚国严王之族迁徙入蜀郡，立严道县。《秦括地志》“严道县，今雅州所理也。秦昭王严君疾封手此，故有此称。”治所在今荥经县（荥经县治所迄今仍为严道镇）。范围辖及现在的雅安市或更广。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说：“名山县严道县地，汉制县有满意曰道。”说明严道县直到汉代时代。而汉代时期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茶业也很发达。豪山出现吴理真植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无论是古严还是唐严道，蒙山都载其中。无论吴理真的“严道县人”是古严道还是唐严道，都是蒙山或周围附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