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法国《世界报·外交论衡月刊》推出当年6/7月号的“中国专刊”，以“Chine, état critique”为题，可译为“危机中的中国”或“关键时刻的中国”，共二十多篇分析文章，内容有南海、西藏、新疆、农民工、侦探小说、人权、和谐、孔夫子及茶文化等。其中有一篇为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家朱费瑞（Nocoals Zufferey）2004年曾发表过的关于茶文化的随笔——《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Celui qui ne boit pas de thé peut-il être chinois ?）”。

2015年7月，笔者从新浪网“翟华博客”、“伴夏茶网”读到此文。笔者将此文发给几位茶友，有的颇感惊讶，有的表示认同。笔者感到他作为一位外籍汉学家，对中国茶事有所了解，传播了中国茶文化。这让我们了解到，海外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茶文化的，值得我们反思，但其关于茶树原产地的说法显然已经陈旧过时，一些关键词表述不准确。

 

一、 关于印度阿萨姆茶树和茶树原产地问题仍是旧观念，国际茶叶委员会2013年已认定云南普洱为“世界茶源”

在朱费瑞心目中，还是当年英帝国为压制华茶而吹嘘的印度也是茶树原产地之说。他在文章开篇就举例认英国人1823年在印度阿萨姆省发现野生茶树，认为中国不是唯一的茶树原产地，并调侃国人将此事看得太高，似乎与“争夺西藏以及台湾的领土主权一样重要”：

英国人罗伯特·布里斯1823年在印度阿萨姆省发现野茶树，而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茶叶产自中国。布里斯的发现使人们对茶叶的源产地做出了新的猜测，有人认为可能宽叶子的茶叶源自印度，细叶子的茶叶源自中国；有人认为茶叶源自东南亚多个国家；也有人认为茶叶可能来自一个包括中国、印度以及缅甸在内的国家地区。这些有关茶树源头的理论都不能使中国人满意。

中国在各地两百多个地方都寻找到了野生的茶树，并且在中国的古书中寻找出了与这些茶树与关的字语。中国的专家们提醒说在茶叶被发现的时代，也就是一两亿年之前，印度的北部被海洋淹没，与亚洲其他地方完全相隔。此外，中国人还强调指出宽叶茶与细叶茶之间的区别微不足道并不能算是不同的种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中国与印度、中国人与印度人都不存在，所以中国人费尽心机要将茶叶的源产地定为中国，未免让人觉得可笑，尤其是中国人那义愤填膺的样子，给人感觉是似乎争夺茶叶的源产地同争夺西藏以及台湾的领土主权一样重要。 

早在1922年，“现代茶圣”吴觉农就写了《茶树原产地考》，力证中国是茶树原产地。历史上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主流学者，撰文认为中国是茶树原产地，但由于国力衰弱，英帝国吹嘘的印度也是茶树原产地一直流行于世界。后来日本也有人提出“日本茶树原生说”，到1980年代前后已被日本专家否定。

自2000年代以来，中国云贵高原作为茶树原产地，已基本得到国际专家公认，朱费瑞的认知显然已经落后了。尤其是2013年，国际茶叶委员会经过认真考察，已经认定云南普洱为“世界茶源”， 当年5月25日，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Norman  Kelly）、国际茶叶委员会原主席麦克·奔斯顿（Mike Bunston），在云南普洱向普洱市委书记卫星、市长钱德伟颁授“世界茶源”牌匾。

 

经国际茶叶委员会考查，认定普洱市为“世界茶源”，2013年5月25日在云南普洱举行的2013国际茶业大会上，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Norman    

Kelly，左二）、国际茶叶委员会原主席麦克·奔斯顿（Mike Bunston，左一），向普洱市委书记卫星（右二）、钱德伟市长（右一）颁授“世界茶源”牌匾。（图片引自《天赐普洱——回眸中国普洱茶节》，云南出版集团2015年5月版）

国际茶叶委员会成立于1933年，总部设在伦敦，为国际茶叶权威机构。

从网上浏览到，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日本茶树原产地研究会学者志村桥、桥本实、大石贞男等人，全面系统地研究比较了自中国东南部的台湾、海南茶区到缅甸、泰国、印度的主要 茶区的茶树，从茶树的形态学、遗传学等角度证实，茶树原产地在中国的云南一带。他们对中国种茶树和印度种茶树，通过对茶树细胞染色体的比较，指出染色体数目都是相同的，即2n＝30，这表明在细胞遗传学上两者并无差异。同时，通过外形比对研究，发现印度茶和中国茶，以及缅甸茶，形态上全部相似，并不存在区别。

日本学者松下智，2005年3月在杭州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召开的“中日茶树起源研讨会”上，确认茶树原产地在中国云南南部，否认印度阿萨姆为茶树原产地。据介绍，他从1960年代到2000年代初，曾先后5次到阿萨姆考察，最终认为阿萨姆茶树特性与云南大叶茶相同，是从云南滇西传播过去的。

这些本来中国茶学家更应该研究的课题，由于种种原因，却由这些日本专家做了，在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云南被确定茶树原产地，不仅因为有为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有大量上千的古茶树，还因为云南是山茶科植物山茶、油茶、茶梅等大家族的中心。因此，尽管一些中外专家认为与云南相邻的老挝、缅甸可能也有原生茶树，但尚未见相关报道，而即使发现也不影响云南作为茶树原产地的认定。

至此，作为茶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目前世界各地60多个国家的茶树（包括观赏性茶树），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国传播出去的。

笔者认为，国际茶叶委员会单将云南普洱定为“世界茶源”还不妥当，如松下智所说，将云南南部包括西双版纳等地定为“世界茶源”更为恰当，而普洱仅为“世界茶源”之一。此事有待中外茶学家研讨。

 

二、质疑神农茶事不无道理但不至于令人厌烦，陆羽树神农为茶祖国人乐于接受

朱费瑞在该文写到：“中国所有与茶叶有关的文章都令人厌烦地写着中国有五千年的饮茶历史，咱们来验证一下，这五千年的饮茶历史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朱费瑞对神农茶事的质疑不无道理，笔者表示赞同。笔者2011年发表了论文

《“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 2015年7月又完成《陆羽〈茶经〉确立了神农的茶祖地位——再论神农茶事之源流》，两文对神农茶事之源流作了详细考证，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是所谓《神农本草经》上记载的“神农得茶解毒”之说子虚乌有，在清代陈元龙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引录不明年代的《本草》引语之前，任何文献未见“神农得茶解毒”之说，而该《本草》引语与当代流行的又有细微差别，从“茶”字非“荼”字来看，年代不会早于宋代。而《淮南子》等多种文献仅有神农尝百草或鞭百草之说，与茶事无关。

二是关于神农茶事，除《茶经》外，唐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出土文物佐证。当代多位作者著述的所谓神农茶事，均为杜撰或演义，没有学术依据。

三是从神农到确切的茶事记载相隔2000年左右，至多到周代才见记载，断代时间较长。

四是陆羽《茶经》是确立神农茶祖地位的权威文献，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深入人心。

虽然神农茶事查无实据，但不至于如朱费瑞所说“令人厌烦”，尤其在中国。包括神农在内的三皇五帝都是传说人物，但神农是农耕文明的始祖，茶文化需要代表人物，尽管没有文字记载和出土文物可以佐证，陆羽将他作为茶事形象代言人，作为发现和利用茶的代表人物，顺理成章，国人非常乐于接受，而是否确有茶事并不重要。这是中国国情、民情。即使对海外人士来说，中国将5000年前的农耕文明始祖推为代表人物，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至于会“令人厌烦”。

 

三、 《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茶事系国人以讹传讹

朱费瑞在质疑神农茶事之后紧接着写道：“中国传统往往还说神农将如何饮茶的方式记录在《神农本草经》上。”

此说是受国人以讹传讹的影响。当代影响较大的是由著名茶学家陈椽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茶业通史》，该书在开篇第一章《茶的起源》中这样写道：“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显然作者并未查阅原著，他还把汉代《神农本草》的年代提前到了战国时代。

笔者上文已经写到，所谓《神农本草经》上记载的“神农得茶解毒”之说子虚乌有，在清代《格致镜原》引录宋代以后的《本草》引语之前，任何文献未见“神农得茶解毒”之说。

国内目前茶文化专家、学者圈子很少，以茶学、茶科技为多，少有文史专家介入，茶文化学术比较薄弱，如笔者专题考证的“神农得茶解毒”、“茶为万病之药”等，以讹传讹、人云亦云非常普遍。更为严重的是，当代各地在行政部门的人为推动下，不顾史实，随意推前茶史，溢美甚至编造虚假茶史、虚构茶祖的现象屡见不鲜，典型的如南宋之后虚构的僧人吴理真，被指鹿为马篡改为种茶药农，尊为“西汉茶祖”。类似弥天大慌流传海外，今后必将被海外人士引用和质疑，真乃茶之祖国之大悲哀和耻辱！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苛求朱费瑞等海外学者如何认真、严谨。

 

四、 中国茶事的最早记载并非在西汉

朱费瑞在文中说：“中国史书上有关茶叶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公元前两百年前的西汉年代”，并举例公元前59年王褒《僮约》中记载有“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其实并不准确。

《茶经》记载，周公主编的《尔雅》已出现茶的别名“槚”。一般认为，《尔雅》由汉初学者，缀辑周、汉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因此可认为茶事的文字记载始于周代。

《茶经》又引《晏子春秋》记载，说以俭朴著称的战国时代齐国名相晏子，饮食中以“茗、菜”为常食。

《茶经述评》等当代很多著述认为，《华阳国志》所载“以茶纳贡”、“园有香茗”两处茶事属于周代茶事，笔者考证后认为系误读，已撰专文《〈华阳国

志〉所载两处茶事并非特指周代》。

结语：中国茶文化惠及世界文明

法国“中国专刊”在编者导语中写到“中国领导人寻找中外都认可的体现中国的民族身份的物品，茶叶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茶叶作为植物的发现历史以及作为国饮的历史在中国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

朱费瑞也在文章结尾写到：“有意思的是从今天中国的政治社会现状来分析中国茶文化的新兴现象，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打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因此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找可以发扬光大的因素，于是，孔夫子，茶文化等等都被推上前台，作为失去道德准则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替代物。”

此文是2012年发表的，2013年-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18个月中6次出访时，分别说到茶文化，尤其是2014年3月27日，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说到著名的“茶酒论”，提出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他

对茶文化的空前重视，在古今中外领袖政要中首屈一指，笔者已在《习近平巧说茶事增友谊》、《习近平出访屡说茶事的重要意义》详述，如果朱费瑞看到这些信息，一定另有感慨。

 

陆羽《茶经》记载茶“为饮最宜”；民国伟人孙中山指出“茶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绿茶为六大保健饮品之冠。这三位一体，说明古今中外对茶饮的公认。

诚如朱费瑞所说，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没有今天这样重视茶文化，习近平主席把茶文化作为世界名片，自2013年以来，七次出访八次说到茶文化，七次与外国元首茶叙，将茶文化推向了广阔的国际空间；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近年提出了中国文化对外“一体两翼”的新概念，“一体”就是中国文化的理念，包括伦理；“两翼”分别是中医、茶文化。中国中医文化享誉世界，2015年宁波籍女医药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她为主发明的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引起世人瞩目。随着世界各地对茶文化的认可和重视，茶文化将会滋润更多热爱茶饮的世人，彰显其独特的人文魅力。

 

这些都说明茶文化是最具中国元素、可以走向世界的文化软实力。

有外国学者将茶文化列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此说不无道理。中国茶文化已经惠及世界文明，从中国传播出去或受中国影响形成的日本茶道、英国下午茶，如今都为世人津津乐道。

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茶宜于饮用，融于人文，身心兼养，不管何种社会制度，不分国界、种族，作为人类最佳保健饮料，大家都可以愉快地喝茶。

诚如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父亲死于中国的日本茶道女宗家丹下明月女士所说：要是没有战争，全世界人民和平饮茶，这世界该多美好！

由于笔者不懂法文，无法查阅原文，有些引文不排除翻译错误，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瑞士]. 朱费瑞（NocoalsZufferey）.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 法国世界报·外交论衡月刊2012年6/7月号中国专刊. (2015年6月30日引自伴夏茶网 ）

吴觉农.吴觉农选集.1987.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普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天赐普洱——回眸中国普洱茶节.2015.昆明: 云南出版集团.

竺济法.陆羽〈茶经〉确立了神农的茶祖地位——再论神农茶事之源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2015年第4期.

竺济法.华阳国志所载两处茶事并非特指周代.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