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是将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特殊的方式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的固态速溶茶。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中国茶叶发展历史，尤其是制茶工艺演化历史，就可以看出，普洱茶膏是在借鉴唐朝与宋朝制作茶膏的工艺的基础上演化而来，也是唐宋茶膏的延续。

 

   茶膏的雏形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期间，茶膏也作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

 

   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 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老先生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

 

   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宋代茶膏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

 

   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明清茶膏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清乾隆年间，由于大锅熬制茶膏存在的品质问题，加上皇室从饮用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因那时云南一直不稳定，害怕投毒)，因此把茶膏的制作，直接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亇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据史料记载，御茶房加工普洱茶膏工艺非常复杂。原料选用的是指定的云南六大茶山大叶种茶，经过186道工序，72天的周期。成品除了口感润滑厚重，入口即化，沏水后汤色浓艳，呈宝石红和玫瑰红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它的特有药效成分。清朝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可愈……受热疼痛，用五分茶膏噙口内，过夜即愈”。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普洱茶膏首次作为礼品赠予到访的英国使团。当时英国人不知此为何物，把它封存起来。据说这批茶膏现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辛亥革命后，宫廷普洱茶膏的制作随之终止，制作方法也已失传。虽然后来民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茶膏制品，但基本上都是沿用云南土司大锅熬制的方法，与皇宫御茶房的制作有非常大的区别。

 

   发展

 

   普洱茶膏制作工艺在中国一脉相承，虽然经历了明代和民国的数百年断代，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工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现代普洱茶膏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当代的每一种主要制作工艺，实质上都可以看作是古代不同制作工艺的传承。

 

   在清代宫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常温仿生浸提工艺这一现代科学普洱茶膏制作工艺。

 

   这种工艺模仿了清代普洱茶膏制作的气候、温度、环境，控制在常温35~42摄氏度之间。

 

   所以制作的普洱茶膏香味十足，陈化后的口感滋味也更好。

 

   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有益物质高度浓缩的精华，所以制作普洱普洱茶膏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更好的保存和提炼普洱茶的香气、色泽、口感，如果制作的普洱茶膏反而不如普洱茶本身，那么这样的普洱茶膏在品饮价值上就不如普洱茶本身了。现代普洱茶膏制作的三种主要工艺，在符合品饮价值这一要求上，与普洱茶原始价值贴合的应该说是常温仿生浸提工艺。

 

   中国普洱茶产品资源库即将在昆明建立，它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洱茶博物馆，它将收藏过去、现在最有影响的普洱茶产品，它们将包括云南各大主流生产商，云南各个生产厂家的普洱茶产品，6月底前初步建成首期库存，收藏产品样本达1万个以上。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考查大锅熬制茶膏的过程中发现，这种高温提取的方式对茶叶所含的诸多有效成分破坏严重，使其后续陈化产生障碍。他们借鉴宋代制作茶膏的工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酿酒工艺的精华，形成一套工艺考究、工序繁杂又十分合理的制膏方法。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个环节：

 

   ①轻蒸、解块、淋洗。将云南上贡来的顶级团茶和饼茶进行蒸湿，然后解块，再进行淋洗，去除茶叶表面的灰尘及杂物；

 

   ② 釆用传统酿酒工艺中的厌氧发酵方法，对茶叶进行发酵，促使茶叶内含物质的转化与分解；

 

   ③ 小榨去水、大榨出膏。采用压榨技术，先将水分挤出不用，然后再全力将茶叶内存的茶汁压出，并反复压榨，收汁：

 

   ④ 将压榨出的茶汁放在开口的容器内，使其自然沉淀，并分层析出；其分层不同，品级也不同；

 

   ⑤ 收膏、压模。将分层析出的茶汁经低温干燥，获得稠密度高的软膏，再入模干燥后成形，但绝大部分是收成自然的散块，放入高档瓷瓶中。

 

   这种工艺的好处是；一方面尽最大可能保留茶叶中原始的有效成分，使获得的茶膏保留了茶叶中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为茶膏后续的陈化提供了“动能”，使茶膏的品质向更高层次转化。

 

   这种工艺严谨苛刻，工序繁杂，费时费力，非一般作坊所能承担。它有点近似我们今天最先进的生物工程——低温状态下的萃取工艺。这在当时科技落后，没有先进的化验仪器及提取设备的前提下，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常温

 

   即生产过程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温度控制在40℃左右。这与清宫工艺以花梨木为碳保持温度异曲同工，都是为了更好的析出普洱茶叶中的各类有益物资。同时保证不令温度过高而导致有益物质的挥发和破坏。常温状态可以在温度高低之间找到茶叶物质保存的最佳平衡点，是保证茶膏品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仿生

 

   即模仿手工工艺制作时候的气候、温度、环境、湿度等条件，清代工艺只能在一年中特定的几个月制作，与上述自然环境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这一工艺强调的仿生，就是对自然环境的模仿，以保证茶膏在自然的环境下产出。环境的变化会带来茶叶化学成分的改变，但这种化学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所生产的茶膏就很难保持普洱茶原有的口感。

 

   浸提

 

   即通过清晰、浸泡、压榨等工艺提取茶汤。清代工艺使用北京玉泉山之水为提取介质，说到底就是水质纯净。现代常温仿生浸提技术使用的水质同样为云南地区最为优质的山泉水，品质极高。而浸提这一工艺强调的是“浸”，代表茶叶物质融入山泉的自然、柔和的过程，这与熬制和萃取这样的暴力式提取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工艺。

 

   提取率

 

   普通茶膏的提取率为15%，而使用现代常温仿生浸提技术的宫廷茶膏，仅仅保留其中的5%，这就好比酿酒中的头道酒，在纯度和质量上有着更好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