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降临，灯火通明，

烧晚茶的茶炊发出嘶嘶声。

温热着的中国细瓷茶壶，

团团蒸汽从它底下喷出。

奥莉佳亲自给大家斟茶，

小仆人双手捧来了乳皮。

茶水馥郁芳香，像一股黑色的溪流……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个故事需要从一个很远很远、很小很小的基辅罗斯公国说起。

 

俄罗斯人的祖先是斯拉夫人，最早成立了基辅罗斯公国。13世纪初，基辅罗斯被蒙古人金帐汗国统治，15世纪后期在赢得本民族的独立之后不久，俄罗斯开始了地域性蚕食，到1533年，立国不到50年的俄罗斯先后吞并了普斯科夫和梁赞，从立陶宛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国家的领土从伊凡三世立国时的43万平方公里飞速扩张到280万平方公里。1547年，俄罗斯的统治者伊凡四世被东正教主教宣布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从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沙皇。

 

从十六世纪晚期开始，俄国探险家在不到一百年里，几乎踏遍整个西伯利亚，这的确是个奇迹。整个西伯利亚，大致可以被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从西向东分成三大块。当初俄国的探险家们，也是这样一条河一条河地走过来的。他们就像接力赛一样，每个队伍尽其所能往前走一段路，走到走不动了就建一座城堡，作为后来者继续往前走的起点。当然，如此顺利的占领，与当地原住民数量的微不足道大有关系。丝毫不夸张地说，不过区区几千哥萨克，就占领了西伯利亚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开始疯狂的对外扩张阶段。尤其是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先后远征雅俗、北方战争、进军普鲁特河、远征波斯、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夺取远东水域、侵占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通过这些战争，俄罗斯不仅大大拓展了疆域，而且夺占了面向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入海口，使俄罗斯由内陆国成为濒海强国。由于彼得一世对俄罗斯扩张和崛起的巨大功绩，1721年，彼得一世获得了“大帝”的尊号，俄罗斯也正式改名为“俄罗斯帝国”。

 

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来同纬度的横向征服，要比跨越气候带的纵向征服容易得多，后者甚少有成功的例子，而前者则有马其顿征服波斯、中国经营西域、美国贯通北美大陆等诸多例证。俄国占领西伯利亚亦属此列。大概同纬度的征服，不需要克服气候因素，心理上占有相当优势。而跨越气候带的，从生理、饮食和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这些年看清朝宫廷戏，动辄听到皇帝将臣子或其家人“流放宁古塔”，我们看看中国地图，宁古塔不过是今天的黑龙江省海林县旧街镇，但是在当时绝对属于“苦寒”之地。因此，纵向历来有利于贸易往来、互通有无，但不是开疆辟土的好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朝并没有去扩展西伯利亚的领土，否则在当时清朝国力下，根本就不存在俄国人的西伯利亚。

 

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终于到达清朝的边境。哥萨克人越过外兴安岭，直接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出现无数次规模不等的冲突。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清朝军队成功地发动了两次雅克萨战斗，把沙俄打回到谈判桌。当时清朝的军力属于绝对强盛时期，刚刚结束对中国南方的武力征服。1689年，中俄两国各有所图，讨价还价后用拉丁文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换来东部近两百年的安宁。该条约指出：“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第一次明确了贸易往来的合法化。后世两国史学家对此条约多有不同评价，大多从各自立场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过，需要理解当时签订条约的历史背景，中俄双方当时对此都是满意的，这才是关键。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两国放弃军事对抗，选择以贸易的方式来稳固彼此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从历史发展角度而言，无疑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里面涉及的跨国贸易、跨国犯罪和尊重地方法内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观念。

 

俄国人理论上最迟在中国元朝时就接触到茶，那是还只是罗斯公国。元朝时史料记载就有不少俄国先祖在中国，同时，热衷饮茶的蒙古人组建的金帐汗国，俄国人也有机会接触到茶叶，但是，作为一个被征服民族，是不可能在那时候形成饮茶习俗的。茶叶作为商品何时进入俄国，这方面的争论比较多，我更倾向于通过中亚布哈拉商人由陆路最早进入俄国。中俄间直接茶叶贸易则开始得更晚，应在十七世纪中期，这时期的茶叶贸易也属于少量和偶然的。十七世纪俄国完成对西伯利亚的领土吞并，使得中俄两国的陆路相通，为扩大茶叶的直接贸易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国往汗八里（北京）派出三批正式外交使团。1654年巴依科夫出使中国，顺治帝赠送给沙皇的礼品清单就有10普特的茶叶。那时候的俄国还不饮茶，因此，巴依科夫居然直接在北京把顺治爷赏赐的茶市场上给卖了，采购一些其他物品回国。1660年，由佩尔菲利耶夫率领的俄国商务代表团，又得到顺治帝送沙皇的五竹篓茶叶，他自己也沾光也被赏赐了一竹篓茶。这个阶段两国诸多边境磨擦和矛盾，决定了双边贸易只能是零敲碎打阶段。1654年巴依科夫不过就拿五千卢布的俄国商品（毛皮），在北京换回3万卢布的中国商品，毛利润达600%。1668年的阿勃林商队途径西伯利亚前往北京，历时三年多，毛利润也能超过300%。正是巨额的利益驱使，大量的官方商队和私人商队涌入北京，但是，茶叶只是当时贸易中“路人甲”的角色而已。

 

从中俄两国边境还是麻烦不断时，俄国就开始琢磨着与中国通商，并垄断欧洲通往中国陆路贸易。据统计，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二百年间，为了与清帝国建立关系，俄国向清帝国派出的不同级别的外交使团不少于18个；而与俄国积极的外交努力相对应的是，清政府仅向俄国境内派出过4个使团，并且其中只有2个使团在前往卡尔梅克人处时顺访了俄国首都。两国政治努力的程度明显不平衡。不过，如果俄国人当时能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估计可以感到“自豪”，至少俄国是清朝第一个正式派出使团拜访的欧洲国家。

 

从1689年到1725年，俄国官方派出了11支商队到北京，最初获益甚丰。根据中国的朝贡规则，俄国商队只要进入中国境内，那是管吃管住报销差旅费，甚至还有一笔不菲的奖赏。但是，俄国官商和私商之间的斗法始终是这个时期俄国国内对华贸易的主线。中俄贸易之初，俄国政府就规定“大黄、烟草、黄金、白银和宝石”为官方独家垄断商品。随着私商队伍扩大及活跃的毛皮交易，俄又于1693年颁布“40卢布以上的紫貂皮和黑色、黑褐色、褐色的狐皮一律不准出境”，1697年又进一步规定紫貂皮和黑狐皮归政府专售。即便如此，彼得还是觉得贸易受到威胁，1706年彼得大帝严厉禁止私商前往北京从事贸易，那一年官方商队有27万卢布的收入。然而，私人商贩则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卷土重来。由于从俄国边境城市色楞格斯克到达库伦，行程只需要10-12天，然而当时到北京则需要3-6个月，大大地加速了货物和资金的流动，使得来自私商的商品（包括走私的毛皮）充斥于北京市场，私商流入中国的商品是官方的约十倍，官方商队的皮毛在北京五折大甩卖都卖不出去。为了扭转败局，叶卡捷琳娜一世于1726年颁布谕旨，在俄官方驼队前往北京贸易并从那里返回的期间内，禁止俄国商民与中国人的毛皮贸易，1727年则再次重申，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量走私出现，谕旨几乎成了一张废纸。1737年，甚至规定私商“禁止毛皮买卖”，同时，连续重申之前的各种禁令，威胁违反谕旨不仅仅是货物全部没收，甚至要杀头，但是，开了闸的洪水是无法安静地呆在水库里的，杀头在巨额利润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沙俄采取的官方垄断贸易已是大势已去。1706年以后的国家驼队在北京贸易中已经亏损累累，除了能变现一些国库里的毛皮，继续经营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了。终于，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2年废止了官方商队的北京贸易，取消了所有垄断性的谕旨和规定，存在了近60年的官方商队对华贸易，无奈地走到了尽头，官商在对局中黯然离场，清政府则在背后弹冠相庆。

 

18世纪早期俄国人买进的产品包括茶叶、牛、马、皮革、丝绸、瓷器，最赚钱的是大黄和烟草，其中，比重最大的商品是棉织品（各种“中国布”和“大布”等）。同时，俄国人及其代理布哈拉人也卖掉了皮革、家用陶器和欧洲纺织品，特别是羊毛织物。

 

从沙皇彼得一世起，俄国沙皇就明白对华贸易对于俄国的重要性。西伯利亚是毛皮和矿产的宝库，当时的人口税、贡品和什一税都是以毛皮的实物方式缴纳的，当皮毛货物如潮水般从西伯利亚涌入莫斯科，政府发现欧洲和西亚等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如何多的毛皮，同时，由于路途遥远，毛皮易受潮而变腐，销售到欧洲和西亚，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即便是后期的人头税也可以使用货币，整个税收中仍有大量的毛皮实物。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就成为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与中国的贸易的确是绝对必要的。更何况，彼得欣喜地发现，在中国交换同样毛皮的价格是欧洲的四倍，俄罗斯国库的注意力转向东方这个庞大的市场，与中国的贸易成为国库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毛皮找到了变现的市场，不至于腐烂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衙门的仓库里。这才是中俄早期贸易最核心的地方，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就无法知道当时俄罗斯对华关系中低眉顺眼最关键的原因。简单一句话，清政府当时牛，的确有牛的资本。研究者们提出，俄国和清朝对外政策的重心完全不同，清朝以政治利益为根本，俄国则力图保持同清帝国的经济联系。

 

中俄早期贸易的问题不是俄国内部官商和私商的争夺贸易主动权，而是中华帝国自古创立的“朝贡制度”，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这不是一个简单“三拜九叩”的觐见仪式问题，深层次而言是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是新生力量对于原有大中华国际贸易秩序的一种挑战。

 

朝贡制度雏形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是中华帝国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方式，也是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经济秩序体系。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六十多个。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在国际关系中体现为垂直的关系体系。朝贡体系下的对外贸易非常独特，它们被认为是对周边民族的恩典，周边民族通过这种形式接受中华文明的馈赠。独特的朝贡体系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有着精心制订的制度。汉朝思想家贾谊提出的“怀柔远人”的理论被认为十分有效，他的学说被归纳为“三标五饵”，即“三个标准和五种诱饵”。朝贡体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末期才被彻底摧毁。

 

朝贡贸易是西方跨洋进入亚洲前---使用武力开创所谓“新世界贸易体系”---世界上唯一的国际贸易经济秩序的体系，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了解中国历朝历代处理大陆和海洋矛盾和危机的平衡艺术，就能明白朝贡贸易的核心--- 一种和平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处世技巧。如果不了解这个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际的动机，简单地批判朝贡制度的落后和愚昧，实则是以今人史观去曲解历史。西方史学家为了强调西方的文明发展观，歪曲历史尚可理解，国内很多学者也不断附会，则令人心寒。打一个比喻，有人想去你家蹭饭吃，你们家爱干净有脱鞋进屋的习惯。来的人自己脚又脏又臭，可是吃了你家的饭，转身到处说你们家脱鞋的习惯真是臭毛病。这叫什么道理啊！

 

俄国也没能成为例外，中俄交往初期也将俄国官方商队列为朝贡。虽然朝贡是一定要到北京的，但是，清政府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愿意俄国商队到京师进行交易的，当时中俄两国相权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约定俗成俄国前往北京的商业路线合法化了。俄国史学家一直认为，清政府尽一切努力阻碍俄国商队进入北京。清政府为了使俄国官方商队在北京贸易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很暧昧地故意漏出库伦和脑温（今齐齐哈尔）两个边境交易地点，既不正式批准，也不明令禁止。1699年黑龙江将军衙门迁到齐齐哈尔，从1705年出现尼布楚地方当局派小型商队到嫩江和齐齐哈尔贸易，清政府罕见地未加禁止，反而采取了鼓励措施。甚至在1722年，京师和库伦互市中断后，这里成为中俄贸易唯一的场所。仅1723-1727年就有12支俄国商队来此交易。此时，茶叶已经成为西伯利亚市场畅销的商品，不仅是当时游牧民的生活必需品，连俄国的哥萨克也无法离开茶，毛皮走私现象非常泛滥。经过恰克图和祖鲁海图两个口岸的精心设计，堵住了俄国前往北京贸易的道路。尽管俄国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权益想尽力保持通向北京的商道，但是，官方北京贸易出现巨额的亏损，同时又无私商的呼应，使得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2年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清政府完全达到了自己目的。

 

从1670年俄国米洛瓦诺夫外交使团经过祖鲁海图入京，一直到1736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前往北京的官方商队，祖鲁海图一直是中俄贸易早期重要的通道。在1727年（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中，除了规定在北京互市外，又增加恰克图和尼布楚（后定在祖鲁海图）两处边界贸易。祖鲁海图的贸易额一直很小，因此，国内研究茶叶的很少关注。如果提到，一般总结为地处偏僻，而且远离中俄通商历史形成的主要商路，因而贸易情况始终不佳，不久就被放弃。

 

祖鲁海图这个贸易点的开设很有讲究的，祖鲁海图距离尼布楚（涅尔琴斯克）366俄里，是当时的中俄东北边境小镇。满人入关后，清朝对祖先发迹的“龙兴之地”起初看得很严，禁止内地人私自出关垦荒定居，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满族人留条后路。但禁令时严时驰，康熙帝北逐沙俄后深感关外地旷人稀不利于守卫，曾经数次有组织的移民关外准其定垦。此后的帝王每逢北方遭灾流民过多无法安置时也组织过移民，不过私自移民一直禁止，所以有“闯关东”一说。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因此，祖鲁海图的开设，很多程度上是希望通过与俄国互市，达到补充边境卡伦和巡边军队的物资。由于周围人口稀少，只能成为双方驻边军人和少数民族进行易货的场所，茶叶是交换最主要的商品，虽然对于那个区域是一个重要的易货点，个别特殊年份也有较高的贸易额，总体而言，先天不足，无法得到正常地发展。

 

历史的聚光灯汇聚在中俄北部边境的一个小镇，这个清代蒙古土谢特部的小镇，那里“天时地利人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那里是著名的“茶叶之路”的中枢。茶叶即将在中俄贸易中崭露头角，同时，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茶叶长征也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