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三省贡茶名录

我国有五千年文明，朝代更迭中流血流泪原本也再平常不过。但有这么一个朝代，它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拉开王朝序幕，又从“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割地赔款”的历史唾骂中迈入黄昏。它诞生时，就在顾炎武、黄宗羲、李顒等大师的冷眼中小心翼翼；最后，依然是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口号中落下帷幕。如今，与我们相去100余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在烽火连城中崛起，又在满目疮痍中衰败。连接着那个王朝繁华旧梦已经无迹可寻了，但是，围绕茶叶讲诉的天朝旧事依然那么愿意被人津津乐道。

 

一到乱世，总是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明朝末年，在各派势力谁主沉浮的胶着状态中，有人开始思考家国天下这一重大命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的思考，已经开始在对固有体制之外的的宏伟天地做出了试探。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试探的能量来自于国仇家恨中的愤懑，来自于对新王朝的精神对抗。高度是有了，可毕竟缺乏“革命”理念的践行者。其精神的锋芒伴随着新朝的稳定繁荣逐渐钝化，抵抗的目标也日渐盲目。直至康熙年间，很多大师的后人开始参与到新朝的文化建设。

 

这种文化生态上呈现的代际认同开始抚平王朝新创时出现的剑拔弩张状态。这一代人的新思维在新朝接踵而来的盛世中戛然而止，很多历史学家都喜欢批判历史对那股新思潮的阻碍。但谁又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清廷对中华民族做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内部大磨合。

 

茶，是这场大磨合的“润滑剂”。在多民族内部磨合的同时，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开始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挑战，在清政府领导的国家军事盛衰之际，都活跃着商人的足迹，他们为盛世中多民族统一战争输送补给。而当帝国末日，处于资本主义的商业倾轧时，他们为民族资本留下了火种。

 

茶叶，作为主要的商贸对象与战略武器，与国家的盛衰兴亡同气连枝，把一个拥有丰沃文化沉淀的产业推向了高峰。终清一朝，茶业开始在民族利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现诸多新的时代特征，到现在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为在清朝，茶业出现的格局有了根本变化：边茶易马的“武装”意义由“边防”转变成了“内卫”；票引茶商开始刺激茶业产区大发展，并逐步奠定如今的产业分布雏形；而贡茶，更是以皇家荣誉背书，甚至为当代品牌做了遥感式文化呼应。

 

1.官茶：储边易马的功能嬗变

围绕在边境上的茶马贸易由来已久，并且研究历史文化的专家不断把时代精确，不断把贸易细节在史料中翻阅呈现出来，各家学派虽说是有细微的争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以冷兵器为背景的时代中，以茶叶换取国家的骑兵装备是历代政府巩固边防的重要国策。然而，在这项国策中，历朝历代结合自己所处的位置与周边环境又有不一样的表现形式。

 

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自己的特产与大渡河外的少数民族交换牦牛、马匹等物资。很多学者考证，茶作为蜀之特产，也已经在交换物之内。这时候的交换，属于地域之间的互通有无，是一种自发的，无序状态，假如没有后来“以茶易马”的文化现象，这种早期的地域间交换行为也极容易被埋没。但无法否认，这就是后来“茶马贸易”的雏形。

 

到唐朝，有一本叫《封氏闻见记》的书中记述了当时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赶着好马进入长安交换茶叶一事。唐朝人喜欢名马，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德宗好马”，唐代文人像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写过“周穆王八骏”题材的诗歌。好马形成的供需关系，以及唐朝开放式的边境政策，让“以茶易马”有了在下一个朝代实施的尝试基础和借鉴经验。

 

等到两宋时期，茶马政策的针对性就特别凸显了。一个控制着农耕区域的王朝，被辽、西夏、吐蕃、大理乃至后面的金、蒙古等政权区域包围着，而中原大地和富庶的南方区域又是这些政权垂涎之所。武备松弛，北宋时期形成积贫积弱的弊政开始威胁政权的稳定。茶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一开始就被纳入国防序列。在宋朝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内地便开始使用金属货币向边区购买马匹。后来为了防止边区牧民使用金属制造兵器，在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国家禁止以铜钱买马，于是，以茶叶作为交换马匹的主要物资开始成为主流。为了使茶马贸易有序进行，朝廷设置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茶叶，开始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后来的明朝，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了中央政权以后，在长城沿线与蒙古长期对峙。以茶易马依然处于国家战略层面。

 

从茶马交易形成及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其战略意义的背后隐藏着中央政权的统治目的。通过以茶易马来加强武备，通过加强武备来巩固国家边防。这种政策的代际传承，与万里长城的功能一样，被中央王朝视为一道有效的防御屏障。以至于在政治博弈中，游牧政权但凡要给中原农耕政权以武力威慑的时候，也断然不会忽视了与产茶区域的关系暗通。这种暗通时常会给当时的中原农耕政权制造博弈漏洞，后来的执政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通过国家政策，通过立法，通过严查严惩来完善对茶叶的管控。在明朝，朱元璋杀掉走私茶叶的女婿，成为茶马贸易史上的经典执法案例。此案一出，震慑了相关涉茶走私集团，整个明朝，茶叶贸易都在一种强制管控中输往边境互市马场，来自全国各大产区的这一片树叶，奋然投身在了汉族政权与西北游牧政权的漫长对峙中。

 

直到公元1618年，崛起于辽东的后金政权开始宣布对明朝用兵，而当时的万历皇帝能组织起来的最有效反击就是关闭边境贸易。与此同时，联合朝鲜等周边经济体给予后金政权经济封锁，而明朝政府断然没有想到，彪悍的八旗兵勇在他们的领袖带领下东征西伐，先是以武力迫胁朝鲜开市，之后横扫漠南，把长城以北的漠南诸部尽收旗下，集中兵力与明军对峙于山海关。而明朝政府在“隆庆和议”中打开的贸易缺口以及政策漏洞，加上腐败没落的明末官场，给关外政权与晋商集团的互利互赢创造了机会。

 

当时雄心勃勃的清政府想要在汉学家所讲的“天下”这个版图内大有作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远比历朝历代面对的问题还要严峻。刚刚入关的新政权在面对“茶叶政策”的时候，一开始还是沿用明朝的模式，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谈到茶对于边区民族的特殊意义，牧民的生理需求，形成了内地政权治边的一把利剑。可对于扣关而入的满族人而言，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茶叶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拱卫大明江山的万里长城，最终也没能阻挡满蒙铁骑。茶叶，作为治边武器的策略被重新构思。

 

当八旗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统治策略上开始借鉴历代前朝的统治法则建立新朝秩序。汉化，以及处理好多民族关系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当中央王朝开始迎来新朝盛世的时候，紫禁城里依然如约感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在当时的朝堂之上，学贯古今的儒学大臣们也曾参照旧例议起了“以茶治边”的事。可是，以康熙为代表的帝国领袖似乎已经清醒的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与历代中央王朝所不一样的局面。首先，是明确北部、西北乃至西部边区是属于大清帝国的版图，于是以武力捍卫主权是帝国康、雍、乾盛世背景下的使命。其次，以帝国贵族之间的姻亲往来，形成了与边区之间的传统友谊。

 

最后，以内地各商贸集团形成的物质与财富转换机构，在内地与边区之间形成了互通有无的运输通道，解决了边区牧民对于物质的需求与转换，商旅团队从根本上平息了千百年来牧区因为对物质的需求而发动战争的历史，贸易形成了更高效解决问题的途径。即便偶然有野心的草原部族发动叛乱，商贸团队常年行走的贸易通道以及沿途驿站已经改善了过去的用兵效率。

 

在雍正、乾隆年间朝廷的几次用兵都得益于旅蒙商对于中断八百余年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勘探。甚至于部分商旅团队为了躲避关税，而开辟一些隐蔽小道，在战时，这些小道可以成为军事上出奇制胜的核心机密。商业利益的驱动，让以晋陕、直隶等地为主的商旅团队越过长城，在漠南漠北建立了自己的商贸中心。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商号在库伦经营漠北贸易，牧民赖以生存的茶叶，通过商号的驼队输往了草原各部。往来贸易间产生了巨额的利润，成为商号发展的动力。朝廷在利润中收取的赋税，成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

 

茶，在大历史背景下，褪去了剑拔弩张的色彩，回归了和平的秉性，这一片叶子，穿越山川河谷，穿越沙漠戈壁，抵达的，是牧民温柔的内心深处。在大漠落日的深处，我们看见了驼队远去的背影，也看到了曾经兴盛一时的王朝背影。功过是非，都已经躺在了泛黄的史书里让后人评说，但我们看见了，在这一代王朝政权的手中，茶叶储边易马的功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2.商茶：茶区大发展的源动力

 

茶商，如今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其所贩卖的产品牵连着太复杂的文化线索。对上，可以沟通琴棋书画这类人间大雅；对下，可以连接柴米油盐这类生活琐事。茶，是一片叶子；也是被视为沟通天地的修行。禅茶一味，在晨钟暮鼓中感染了很多皈依心灵的人。所以当茶落在商人手中提炼卖点，贩运销售时被太多的目光倾注。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夜浮梁买茶去”。这是茶商留给唐诗的印象，文化底色中，茶商已经被直接归入了重利轻别离的薄情寡义之辈的序列。但这种细节的快意倾吐可以从侧面清晰的告诉我们。唐朝，茶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在《新唐书·陆龟蒙传》中记载：“（陆龟蒙）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在宋代成书的《太平广记》中也有提到：“初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杂处园中。有一少年，自言无亲族，赁为采茶”。

 

而唐代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及以茶作为衣食来源，供给赋税徭役。很显然，在那个时代，茶叶已经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在创造经济收益。在更多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唐朝，茶叶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种植。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中央王朝易马的尝试构成了唐朝茶叶经济的特征。但是，被茶界视为第一经典的陆羽《茶经》终其十章也没有提及茶叶商业。如今，我们无法还原唐朝的茶叶面貌，产区也仅仅是个别地名符号。

 

晋商在俄罗斯

两宋茶事，也是茶界热衷谈论的话题。两宋茶人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丰满的空间结构，赵佶的《大观茶论》继续把茶玩到极致，散落在两宋文人间的茶诗、茶词也非常丰富。而最重要的是，在朝政改革之中，茶叶被提升到国家政治策略的高度来探讨。宋神宗年间，在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在涉及茶政之时，国家垄断造成了茶叶经济的疲软，于是在宏观调控层面，当时的王安石寄希望解开禁锢，让更多的商民参与进来，用市场的手去调控。那场改革的成败在如今看来已经无关轻重，但是我们看到了茶事繁荣与商业之间的内在关系。当政策驱动进入到周期性疲软之后，市场驱动要及时介入从而恢复应有的活力。元明两朝，民族之间围绕长城的博弈与争夺，茶叶的政治意义被凸显。每一片抵达长城外的叶子都在王朝政权的监控下进行。

 

直到王朝末年，“隆庆议和”与“俺答汗封贡”开始在边境贸易上打开了窗口。关外民族与出关贸易的商人之间形成了利益默契。本因生活空间狭窄，需要通过与内地互换物质而实现生存需求的关外少数民族在扣关以后，也在政权体制设计中保留了商业的元素。内务府商人，拿着皇室给予的贸易特权开始积极经营。在大清王朝建立政权之初，在制度上还是多沿用明朝旧例。但生长在大清王朝的商人与前朝有了本质上的特征。他们不再视长城为国境线，跨越草原，深入漠北，商业活动的地理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商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张，开辟了全新的需求市场，而需求市场的开辟倒逼了供给环节的开发。就在大清王朝的盛世余晖中，我们看到了，商人行走的路径串联了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茶叶，开始穿越国境试探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茶商的需求，在中国南方，产茶的区域沿着同纬度、同海拔以及近似的地理环境中不断扩散。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这几个主产区成为王朝茶场，茶园种植面积不断扩散。

 

在通往长城以北区域的重要集散地，朝廷都建有战略屯垦区域，屯兵、屯粮、屯茶以备不时之需。很显然，在大清王朝建立之初，朝廷治边屯茶与商人私贩茶叶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商人为夺取长城以北的茶叶市场，与官茶打价格战赢得牧民的青睐，官茶滞销，于是相关管理机构便出台政策严把关口来打击商人的私茶。而官茶在囤积过程中，造成积压滞销的时候，也需要借助商人去变卖来控制囤积成本以及变质风险。官商之间达成的利益默契成为了未解之谜，如今我们在翻阅清史的时候，那些冰冷的语句似乎还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茶商的温度。

 

“七年，以甘肃旧例，大引蓖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

“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以陕西私茶充斥，令严查往来民人，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勿问，其驮载十斤以上无官引者论罪”。

“四十四年，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监理”。

 

在《清史稿》中，我们看见的这些官商之间围绕茶叶展开的博弈，攻守相对，又生死相依。政权留给茶商的环境相对宽松了，茶商的生存根基也在贸易往来中日渐壮大。传统的官茶产区在体制上已经走向成熟，商人为了攫取更多的茶叶利益，以前作为辅助的新茶场开始被商业推动迅速成长。以湖南为例，清初有十七州县产茶，到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已经扩散至七十三州县。而如今形成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南方主要产茶区域也是在那个时代进行了基础性培育与发展。

 

茶叶，在每个时代承担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但是属于茶叶的繁荣支撑离不开商业。唐宋文人玩味茶叶的时代至今我们镜窥到的只是一些片段，在大清王朝的背影中，留给我们属于茶叶的记忆跌宕至今···

 

3.贡茶：皇家背书的品牌沉淀

当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行的时候，也许茶留给我们的是最后一道沟通天地精神的缝隙。茶文化，在我们脚下孕育，很多时候那种文化的内在呼应是跨越时代的。在茶文化寄生的漫长封建社会里，茶叶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历代茶书围绕环境、工艺与外观的描述似乎依然显得很抽象。当我们不知如何取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关注焦点投放到皇室贵族的选择。

 

漫长的封建社会，围绕“君权神授”早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秩序规则。“贡”也由最初涵盖的赋税意义逐步演变成了皇家独享。延续至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抵达顶峰。对于“贡”的呈现也是玩味到了极致，当然也在做着专制背景下的最后调整。贡茶，在唐代形成，宋代大发展，及至清朝被推向了巅峰。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朝廷将贡茶由户部改为礼部执掌。

 

在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老皇帝对进贡人员的资格进行了最后圈定，主要包括六类人员可以进贡。一是宗亲贵族，有亲王、郡王、贝勒；二是中央大员，包括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三是地方大吏，有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四是织造、盐政、夫差；五是致仕大臣；六是衍圣公。

 

与此同时，大清王朝背景下的贡茶体系也呈现出帝国鼎盛的大气象。首先是贡茶区域的扩散，进贡省份由明朝的五个省扩展到十三个省。清帝南巡、狩猎、征战等情况下很多非例贡茶叶传递到皇帝面前，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基础的搭建，在理藩院交往过程中御用茶类品种也跨出了以往的固有品种，数量瞬间就丰富了起来。其次，在制度上从产地政府各级官员的采买、包装、运输、接收等环节做了调整，各个环节紧密相扣，保证了皇家供应。在中央执行机构中，礼部、户部、茶库、茶房等机构设置，将征缴、运输、接收、储藏、分配各司其职，职责清晰。

 

最后，清王朝在鼎盛时期，皇家饮茶的管理机构随着帝国政治中心的扩建而跨出了紫禁城。在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地都设置了相关配套。各级贵族，包括皇子、王府、陵寝等在内的茶房形成了巨大的供需，刺激着贡茶产区的茶叶发展。而贡茶严苛的品质要求，对各个产区茶叶质量的提升，加工工艺的进步都起到了督促作用。

 

终清一朝，沉淀的贡茶品种在活跃的商贸往来中，被商号炒作，形成了具有品牌溢价能力的一批著名茶产品。如今，我们进入茶叶市场，依然可以看到有商家打出“贡茶”、“皇贡”、“皇家茶园”等名号。用几百年前的皇家选择来凝聚一种品牌能量与民众号召。如今，我们查阅清史资料，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宫中进单》记载，清朝十三省贡茶品种如下：

 

福建省：武夷茶、岩顶花香茶、工夫花香茶、莲心茶、莲心尖茶、小种花香茶、天柱花香茶、三味茶、郑宅香片茶、乔松品制茶、花香茶

云南省：普洱芽茶、普洱茶团、女儿茶、普洱茶膏

湖南省：君山银针、安化茶、界亭茶

湖北省：通山茶、砖茶

四川省：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蒙顶山茶、灌县细茶、名山茶、观音茶、青城芽茶、春茗茶、锅焙茶

陕西省：吉利茶

江苏省：碧螺春茶、阳羡茶

浙江省：龙井茶、龙井雨前茶、龙井芽茶、黄茶、桂花茶膏、人参茶膏、日铸茶

安徽省：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峰茶、梅片茶、六安芽茶

江西省：庐山茶、安远茶、永安茶砖、宁邑芥茶、安邑九龙茶、赣邑储茶

山东省：陈蒙茶

广东省：鹤茶、宝国乌龙茶

贵州省：龙里芽茶、龙泉芽茶、余庆芽茶、贵定芽茶

 

安化贡茶

百年之后，我们回到这些贡茶的源产地，有很多茶类都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很多皇贡品质都在帝国末日里从一群被遗忘的老茶农、老茶工的生老病死中逐步消亡。当年，中央朝廷的贡茶机构跨州连郡，在限定时间内把产区最好品质的茶运抵京师。立春之后，南方茶山日渐回暖，按照皇朝旧例，元旦、端阳、万寿三大节为例贡时间。各产区茶类相异，特征品质也形成了一个时间秩序。于是皇朝茶贡的运输队伍从早春芽茶到仲夏砖茶，从人间江南到雨林深处，时空编织了一幅中国名优茶的图谱，在帝国贵胄的日常饮用中反复品咂滋味，评述优劣。而一些颇具药用价值的茶也在清宫深院里被反复印证。

 

皇太后茶房印

当然，茶被作为祭祀用品也是源远流长。如今以茶祭祀究竟源于何时还很难做出定论。但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找到的茶叶陪葬品已经在佐证以茶为祭的历史渊源。在历代贡茶之中，来自蒙顶山的黄芽因为数量稀有，以其珍贵的地位被历代帝王视为祭祀的首选，以表达皇帝的仁孝之心。应该说赏赐是贡茶的最大消耗点。逢年过节，面对后宫嫔妃、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皇帝一般要做例赏，茶叶是例赏中的重要物资。在故宫博物院编选的《清代内阁大库佚满文案选编》中记录了上百条皇帝赏赐茶叶的记录。例如：

 

康熙元年六月初一，赏赐牛特杜棱郡王茶两竹篓；

康熙二年正月初五，赏厄鲁特额尔德尼阿海楚虎尔诺颜茶两竹篓；

康熙二年正月初五，赏科尔沁达尔汉巴图鲁亲王茶一竹篓。

 

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也记录了大量皇帝赏赐外藩使节茶叶的记录。例如：

 

乾隆五十四年，安南国王遣使入贡，共赏五次，初次赏安南国王普洱茶团七，茶膏两盒，二次赏普洱茶团四，茶膏两匣。三次赏普洱茶团四···

乾隆五十八年，缅甸国王遣使祝贺，特赐国王茶叶十瓶，正使茶叶六瓶，茶膏二匣，大普洱茶团二个。

 

大清王朝在面对外藩入朝时的赏赐上毫不吝啬。特别是在面对有传统友谊的蒙古诸部，更是以大宗统计单位来做贡茶恩赏。这种恩赏品类在理藩院存档，并且成了旧例，所以在面其他主权国家来访的时候，清帝拿出的恩赏品类依然是以蒙古贵族的嗜好作为参照。根据故宫掌故丛编：《英使噶唲呢来聘案》记载的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军机处拟赏物件单中有：

 

拟赏英吉利国王：普洱茶八团，六安茶八瓶，武夷茶四瓶；

拟赏英吉利正使：茶叶二大瓶，砖茶二块，大普而茶二个，茶膏二匣；

拟赏英吉利副使：茶叶四小瓶，女儿茶十个，砖茶二块，茶膏一匣。

 

英使马戛尔尼拜谒乾隆

英国使节，不远万里跨越海洋，带着通商的请求抵达向往已久的东方帝国。封闭的天朝还沉醉在盛世的余晖之中，并没有在意这个飘洋过海而来的小团队。而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个自诩天朝上国的帝王送出的那一片叶子中，深藏着百年之后陆地与海洋的国家命运。

 

其实，在如今的茶叶品牌中，但凡有证据指向曾经拥有过贡茶身份的种类和地域都只能彰显曾经的历史荣耀。也许，代际传承可以在工艺上拉开距离；也许，气候因素的变化在品种上产生的差异。但我们不可否认，如今我们在玩味那一片叶子的时候，可以把玩的时空距离更宽泛了。

 

 出口茶商装箱

大清王朝的贡茶清单中有大量的普洱茶、砖茶，但是那时的贡茶享受者依然是以追求喝新茶为主，未曾体验过这类茶的醇和感。直到王朝覆灭，百余年后，当人们发现普洱茶、砖茶具有陈茶口感更佳的特征之后，末代皇帝的贡茶遗存成为了大家味觉幻想的所在。然而故宫的永久性珍藏不是谁都能体验了，可茶山的遗存似乎在向人们宣告他们所具备的贡茶品质特征。

 

在福建，大量涉及贡茶的碑刻遗迹，依然还可以感受到朝廷为维持贡茶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在云南，一大批经营贡茶的茶行得到了天子赐匾，例如易武车顺号茶庄至今还保存着光绪皇帝赐的“瑞贡天朝”匾额。在湖南，沉默于茶山深处的“奉上严禁”碑还在向我们倾诉茶山、茶农、茶商与朝廷之间在原料上的博弈。整个十三省贡茶区域，都遗留着属于自己的贡茶遗迹。这些，成为当代茶商塑造高端品牌的核心荣誉。很多消亡的老字号，在贡茶的隔代召唤中复活重生。这些品类的茶，在那个盛世王朝是一种什么方式的呈现可能也只有历史清楚了。

 

茶叶，这种源自中国的神奇树叶。让率先与帝国通商的英国人在贸易往来中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为了扭转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悍然向中国输入了鸦片。最后，一个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的古老帝国因为这两种植物而兵戎相见。

 

在中国，历代精明的文武大臣围绕茶叶治边的时候都可以做精妙文章。可这次与历代的突发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威胁来自海上！大清王朝面对海洋文明的陌生，使得这场山河博弈十分被动。纵然出现了像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等等一批有识之士围绕“以茶制夷”出谋划策。只可惜，博弈的筹码变了，以罗伯特·福钧为代表的“植物猎人”深入中国茶叶产区腹地。盗取的茶叶标本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种植成功。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锋正式开始。而这种交锋在大清王朝的背影中留下的深沉的叹息。民国初年由赵尔巽编撰的《清史稿》中这样记述：

 

“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于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

 

在帝国末日，正是世界历史日新月异的时候，比铁骑民族扣关时面对的局面要复杂得多。茶，作为一种战略武器，在这个时候丧失了战斗力。如今，当我们端起茶杯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以及那些开国时的英武雄姿被盛世浮光所驯化，一张张文质彬彬的凄怨面容最终也无法抗拒来自“新文明”背景下的无情劫掠。可关乎国家茶运的历史使命，依然落在了那一代文弱的中国茶人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