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巴西尚处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下，为躲避拿破仑的进攻，葡萄牙王室迁至里约避难。为解决巴西的财政困难、发展当地的农业与商业，时任葡萄牙国王的若昂六世决定在巴西发展茶叶、香料、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并把茶叶种植列为首选。
那时巴西和中国澳门同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被西方上流社会视为“舶来品”的茶叶又主要被英国商人垄断，因此，葡萄牙殖民者非常希望能将中国的茶农和茶种引至巴西，从而取代中国成为欧洲国家的茶叶出口国，获取丰厚的利润。
1810至1812年，若昂六世从中国引进茶树，同时从澳门招募了一批湖北籍茶农去里约近郊的植物园传授种植茶树的技术。茶农们携带着茶籽、茶树苗与制茶技术，在澳门登上商船，漂洋过海来到数万公里之外的巴西，开启了南美洲的种茶史。
由于若昂六世雄心勃勃的计划，第一批种植茶叶的中国人来到了里约，并以半奴役的身份在当地种植茶叶。该计划包括将多达100万中国人带往巴西，扩大茶叶销售的市场。但与原计划相反的是，里约植物园、总督岛、圣克鲁斯帝国农场种植的茶叶并没有被运往其他市场。
如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现在里约人的饮食习惯就会变成在早饭后喝一杯茶而不是一杯咖啡。
但是，这批移民者的到来是中国人史上第一次与巴西进行接触，此次接触的环境条件及其影响均记录于《巴西的中国制造》一文中（巴比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克里斯蒂安娜•科斯塔和希贝勒•博尔巴共同编撰，将于本周三发行。该书不局限于叙述19世纪的史实，还讲述了中国与巴西两国之间从古至今的文化、贸易交流。中国现在是向巴西投资最多的国家，投资总额约为300亿美元，里约则是双方交流的第一扇窗口。
19世纪是食物全球化的时代，茶叶是当时最主要的香料。克里斯蒂安娜•科斯塔强调称，在19世纪初抵达里约的中国人中，只知道四个人的名字（周良、黄明、周川、黄蔡），他们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身兼官方使、下榻在巴尔卡伯爵家中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个关于他们职责的猜想是：他们负责组织中国劳动者前往巴西或茶树、茶籽的进口。
1819年，殖民当局又招募了400余名中国茶农前往巴西种植茶树。1822年，巴西宣告独立，巴西帝国政府再次大规模招聘华人茶农前来种植茶树。在中国茶农的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从里约扩展到米纳斯吉拉斯、圣保罗、巴拉那和巴伊亚4个州，巴西一跃成为当时除中国和日本之外的第三大种茶国。
不过，由于巴西茶叶的数量、质量和价格都无法同中国茶叶竞争，加上巴西外贸又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控制，巴西的茶产业发展一度受限。1829年，东印度公司就以巴西茶有清漆味为由将一批发往英国的巴西茶退回巴西，正是英国人的打压使巴西茶在国际市场销路不畅，而巴西在废除奴隶制后又面临着劳动力缺乏的考验。
巴西茶叶经历了几起几落之后，最终在便宜的日本茶的冲击下彻底衰落。时至今日，巴西仍生产与出口茶叶，但规模较小。据调查，巴西目前销售的茶叶主要以传统的薄荷茶和玛黛茶为主。近几年，巴西市场上的茶叶品种越来越丰富，茶叶消费量也在逐年增长。
对于茶产业为什么没能在巴西繁荣，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在里约定居的中国籍历史博士苏昌盛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国人民的口味差异：中国人通常喜欢喝绿茶，但是巴西生产的茶不符合葡萄牙人喜甜的口味。据历史学家所说，当时的移民也可能不是茶叶种植方面的农业专家。德国画家约翰•莫里特•兹鲁赫达斯在19世纪20年代游历巴西，并在植物园记录中国工人的工作场景，他写道“我喜欢每一英亩种植茶叶的土地”。
但因巴西的气候、土壤不适合种茶，种植园最终关闭，中国茶农分散到巴西各州，一些人变成了商贩，一些人前往咖啡农场工作。还有一些中国茶农因无法适应当地酷热的气候而病死，很多人不堪忍受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屈辱对待而选择集体自杀，有些人甚至被当成葡萄牙贵族的猎物。1903年，里约市政府指派建筑师路易斯•雷伊在蒂茹卡公园建造了一个中国亭，1906年重建时改名为中国观景亭，旨在向当年受到迫害的中国茶农致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一大批中国人前往巴西。据统计，现在约有25万中国移民和移民后代生活在巴西。苏昌盛估计里约大约有2万中国移民。虽然里约没有唐人街，但是仍能看到许多早期中国移民者的后代。
苏昌盛称，今天前往里约的移民有着和之前不同的动机，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包括餐馆、小吃店和酒店，大多数从事零售和批发。还有一种跨国移民的中国人，他们通常是中国企业的高管，从中国到巴西，再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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