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一代，普洱茶闻名天下。瑞贡天朝的普洱茶，散茶与紧团茶并存。比照中原腹地的名优绿茶，拣选幼嫩芽叶制作上贡的普洱散茶，在当时是为了迎合主流。另一种拣选幼嫩芽叶制作上贡的紧团茶，则有讨得皇帝欢心并以此来表达忠心的意味，取紧密团结之寓意。
饼茶（宫廷料）
从上贡皇帝的普洱紧团茶的名称和形态，就可以管窥一斑。现有的文献中，有明确记述女儿茶的，非普洱茶莫属。从清乾隆年间的张泓和稍晚道光年间的阮福对女儿茶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采制女儿茶的是称为“夷女”的少数民族女子。阮福描摹形态为“小而圆者”。这种形态出现的缘由，直到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年在云南普洱茶山游历的过程中，才寻找到了答案。
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后来的文明社会。发达的中原文明先民一脉相承的祖宗崇拜，落后的云南少数民族文明延续至今的生殖崇拜，本质并无不同。从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来考量，女儿茶正是云南少数民族古老宗教信仰的产物。
在封建王朝的皇帝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向皇帝表达忠心，上贡皇帝女儿茶都隐含着深层的寓意。另一种普洱紧团茶人头贡茶，尽忠的意味更加明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普洱市博物馆，隔着玻璃，我长久的凝视普洱贡茶。在我看来，普洱茶的形态之美，在女儿茶、人头贡茶中蕴含有狞厉之美。
普洱茶名称和形态的变迁，无言的诉说着云南民族文明和中原文明之间从未停止过的交流和融合。清中期用来上贡的女儿茶，到后期被称为景谷姑娘茶，雅称为私房茶。民国时期今儿被更加文雅含蓄的名称沱茶所取代，馒头形也被窝窝头型替换，这显而易见是汉族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边疆文化交融的结果。
自清末民初伊始，汉族带来的中原文明对普洱茶形态影响表露无遗。直到建国以后，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最好最细嫩的原料用来制作沱茶内销；老嫩适度的原料用来制作俏销的圆茶；边销的则是牛心型紧茶，牛心紧茶又名蛮庄茶，后来被砖茶所取代。
这些都写进了茶学的教科书中。饼、砖、沱，毫无疑问的是普洱茶中的主流形态。如果我们以中国传统的哲学来看待这些形态，天圆地方，人为万物之灵，其中所蕴含的美学浮出水面。
侨销港澳台东南亚的圆茶，无声的召唤这些海外游子，每逢佳节倍思亲，举杯邀陪明月，低头思恋故乡。
边销藏区的砖茶，召唤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就新的长城。
内销的沱茶，饮茶思源，莫忘亲恩。
砖、饼、沱 作为普洱茶的存在形态，以它的美在存储中变化，味道在变化中升华！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