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周重林和李乐骏合著的《茶叶江山》出版。这本书缘起于2013年末，老周跟我聊天，抱怨说《茶叶战争》反响那么好，这本书最初还是不好出。有编辑说首印3000册，还提出来一堆附加条件，把他气坏了。那时候，他的《茶叶复兴》自媒体刚刚开始启动，只有他自己全职，支离子做兼职，年底我还给他写了篇文章，以表支持。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和他，都处在新生活的前夜。虽然过去的成绩还算不错，也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和茫茫不可知的未来。那时候，《茶叶战争》已经出版，市场和口碑都很好。他刚刚从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离职创业——三十出头已经混到了研究员这个级别，洗牌重新开始，这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从业到了第六个年头，也有了一定行业资历，正酝酿着离职，换一个平台。
年后大概四月份，我和《东方历史评论》的主编李礼，在王琼的和静园，和老周见了一面。当时他应该是来北京参加中华茶馆联盟的一个会议，满屋子人都记不清谁是谁。没一会儿，他就带着一帮人呼啸而去，留下我和李礼，以及张简之——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她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也是我要感谢老周的地方。不久后我去北大社工作，也就签了《茶叶江山》——我对这个人有信心，虽然还是草稿，这肯定是一本三万册以上的书。果然，出来后这本书成为年度热门事件，拿了不少奖，三四十个版本在市面流通。
所以，我朋友圈里的周重林是个双面人。一个老周经常飞机晚点，频频出入北上广的各种豪华酒店，喜欢交朋友，也愿意夸赞、成就朋友，在人群中牛逼吹得口水满天飞；转过身，另一个老周从街头小店钻出来，擦擦嘴角的洋芋，上楼看书写作到深夜，独享安然自足的孤独。两个不同调的世界里，老周自如穿梭毫无违和感，这让我想起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一书中，赫拉巴尔说：“基本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悲观者和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我是双重的、两面墙的，有着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
如果在研究所一直混下去，老周迟早能混成一个带头大哥式的学霸。他其实挺适合做学术的，勤奋而敏感，对材料有着饥渴的占有欲，也有足够的问题意识，而且清晰明白自己擅长做什么。他出来了，江湖上多了一个锥子周。回归到更本质的写作者的身份，他也足够勤奋——略一估算，他每年写作的字数在30万字以上，还不算《绿书》这种零碎文章。要知道，大多数时间他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接客中。
作为一个苛刻的编辑，我经常批评老周，说他的东西太糙，应该精益求精。《茶叶战争》改版前，寄了一本我看过的给他，里面折了三四十页修改意见。其实论勤奋程度，我拍马难及老周。他阅读量大，眼光敏锐，从根底上说是一个纯粹朴实的读书人。他对自我的认知足够清晰，所以时常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却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和归处。世界那么大，他去看看而已。我也自诩读书人，写作上却懒惰异常，能拖拖能躲躲，一年能有个几万字就谢天谢地，还是被追着赶着才行。
我的作者，似乎都有这种对事的精诚态度。比如身居美国的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老师等，都是天分很高又极其勤奋严谨的人。
《茶叶江山》出版后，老周来北京做活动。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其一，是我安排给他的住宿，就是一家快捷酒店，老周非常淡定——他做过出版，能体谅；其二，我们一起在北大社印刷厂签书，半天多他就着盒饭签了两千本。这是个单调而辛苦的活儿，谁签谁知道。不过，老周将其看做和读者沟通的一个方式，毫无怨言。年初我和王琼见面，她对老周最赞不绝口的一点也是：他可以在茶博会从头蹲到尾，就是为了接待闻讯而来的读者。
老周对读者的尊重，也赢得了丰厚的回报：图书销售，成为茶业复兴主要的盈利模式之一。经常见到老周一下飞机就奔办公室——又有很多读者等着收他的签名本，得签了赶紧发出去。前几天老周跟我讲，参加一个茶博会一口气卖了几千本《茶叶战争》，回家立马又收到数千册册订单。这话听得我一阵忧伤——要是《绿书》早点出来多好。
老周有个习惯：随时在朋友圈直播自己的生活，点评朋友，也发布自己电光火石的想法。加上他各地演讲的文稿，近年写就的文章，就是这本《绿书》。所以，我给加了一个副书名：周重林的茶世界。我们商量好，六月份书出来，结果直接拖到了年底。很多读者对此失望，老周也感觉对不起读者，很有压力。
本来我觉得，这种事情随缘，晚点就晚点。被他这么催了几次，也就催出来几丝罪恶感。于是，努力克服懒癌，写了这篇文章。这就是，我不得不如此吹捧，或贬损他的理由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