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下啜茶联句》）
“此物清高世莫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数朝诗思清”（李德裕《故人寄茶》）
“五碗肌骨清”（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羡君潇洒有余清”（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
“愿携茶具作清欢”（梅尧臣《依韵和吴正仲闻重梅已开见招》）
“更作茶瓯清绝梦”（陆游《夜饮即事》）
“故人气味茶样清”（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
清，是中国古代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清的意蕴十分广泛，清之美，在古代有一个演变过程。其基本意义是“澂水之貌”（《说文解字》），后由水而延伸及一般之物，再由物延伸到人。由人之形清，演变为人的道德品质的清白，进而演变为魏晋时高风绝尘、神逸气朗的人物美——精神气质美，由魏晋人物美再演变到中唐两宋，清美便延伸到文学艺术领域。古代有过两次清美崇尚浪潮，一次在魏晋，一次在中唐两宋。前一次重在人物美，后一次重在文学艺术美。两次清美的特质是有差异的，若就饮料所体现而言，前一次清寄于酒，后一次清寓于茶。两次清美特质的差异，可从酒茶之清的质性区别中窥其一斑。就质性而言，酒之清在于厚。酒是由谷物发酵酿制而成的，酒液的构成成分中五谷汁液多而水分少。对于酒来说，水分愈少，则质地愈醇正、愈清纯。薄酒则质浊。而茶之清在淡。茶是由水烹瀹茶末或茶叶而成，茶液的主要成分是水，茶汁是轻而淡的。对于茶来说，茶多汁重则质浑味苦，茶汁淡则质清味甘。故而酒、茶之清在质性上恰恰相反，酒之清体现于醇厚，而茶之清体现于轻淡。酒茶之清，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美学精神，概而言之，酒之清表现了古典美，而茶之清则代表了近世美。
茶之清，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可从以下几方面细论之。
首先表现在清思。饮茶能“荡昏寐”（《茶经》）而使诗思清晰的功能，诗人们早就发现了，唐人李德裕（一作曹邺）诗曰：“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故人寄茶》）秦韬玉诗曰：“洗我睡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采茶歌》）宋之梅尧臣、晁补之、陆游，也都指出茶在创作中有“毫盏雪涛驱滞思”（梅诗）、“排遣滞思无立锥”（晁诗）、“灵味一啜驱昏邪”（陆诗）的作用。多饮茶，“令人不寐”（《茶经》），能使诗人大脑处于长久持续的清醒状态：“啜多思爽都忘寐，吟苦更长了不知。”（宋人赵抃《谢许少卿卧龙山茶》）“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其一）苏洵也有“碾尝终夜骨毛清”（《蹇蹯翁寄新茶二首》其二）的体验。饮酒使人肠胃昏浊，亦阻滞诗思的清畅，故诗人好以茶“洗诗肠”：“为烹茗碗洗诗肠”（杨万里《清明果酒饮》其）、“玉瓯冰乳洗诗肠”（张可久：中吕［红绣鞋］“集庆方丈”）酒醉思昏，亦须清之以茶：“茶爽醉魂醒”（陆游《小憩卧龙山亭》）。
茶不仅能使大脑清醒，还能使大脑兴奋，这有助于诗思的勇健和灵感的生发，能“资诗笔思无涯”（宋人余靖《和伯恭自造新茶》）能“笔阵陈兵诗思勇”（耶律楚材《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其七），能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周履清《茶德颂》）
茶由于能使大脑清醒而且兴奋，便有助于创作过程中冥搜潜索，充分调动大脑中各种知识贮藏来为创作服务。卢仝茶诗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黄庭坚、杨万里、元遗山等亦有“茗搜文字响枯肠”（黄诗）、“为搜孔思搅周情”（杨诗）、“诗肠搜苦怯茶瓯”（元诗）的诗咏。“搜”字，传神地表达了茶后诗思的活跃而锐利，胸中一切诗材无所隐遁遗漏矣。
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导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愈兴奋，情绪愈平静。酒，是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而茶后作诗，则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唐人李中的“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宿青溪米处士幽居》），即写饮茶后清神澄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陆游对酒后茶后创作状态的差异也深有体会，其《病酒新愈独卧蘋风阁戏书》诗曰：“自烧沉水瀹紫笋，聊遣森严配坚正。追思昨日乃可笑，倚醉题诗恣豪横。”所谓森严坚正者，乃与豪横相对，言其安排严整。又《大雪歌》曰：“石鼎煎茶且时啜，题诗但觉退笔锋。”所谓退笔锋，即不似酒后所作的锋芒毕露，而是沉敛平静。酒后诗思快而“乱”，茶后思路敏捷而有序。酒发天才之性，茶助人才之思。酒后灵感，不思自来；茶后灵感，思而忽来。茶与诗：文人生活对艺术的渗透
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对字，悉心“琢”、“炼”：“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陆游《登北榭》）；“诗琢无玉瑕，文字搜奇怪。”（梅尧臣《答宣城张主簿遗鸦山茶次其韵》）务使诗歌达到“诗成句法规正邪，细窥不容铢两差”（惠洪《和曾逢原试茶连韵》）的工致细密的精美境地。
茶之清思的特点，使诗歌创作的理性思维成分增多，而形象思维特点有所减弱。茶之清思，使诗歌更加精致了，但也有伤于意境的浑成。清思，使诗歌创作的书卷气、文雅气加重了，但性情的成分却减少了。
其次表现在清形，就体格骨相而言，中唐以后之诗，渐改盛唐的雄壮粗犷，而变得工秀小巧、清寒瘦硬。茶形的特点与之相通。苏轼的“列仙之儒瘠不腴”（《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言其瘦；杨万里的“上山摘芽得苦硬”（《谢木韫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言其硬；而茶形之小及茶性之寒自不待细说。茶形诸特点，即茶形之清。陈衍评宋诗，谓之“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这不也是在评茶吗？
诗形之清，就工秀小巧而言，典型地体现在近体诗上，大历十才子即已肇始其端，施补华《岘傭说诗》中便指出“大历钱刘”之诗形是“清气中时露工秀”。后来元白律诗，承其形制。形之清的瘦相、寒相，苏轼“郊寒岛瘦”可谓一语中的。韩愈、孟郊的“横空盘硬语”，其实是在硬字上下功夫，孟郊之硬，骨格小，而退之硬，骨格大，但都属于瘦硬之美。如果说大历十才子的形清以工秀为特点，中唐元和长庆之际的形清以瘦硬为特点，则降至晚唐便以寒俭为特点了，显出枯涩、寒苦、幽僻、细弱之形态。苏轼《东坡志林》论司空图诗，“恨其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晚唐诗可谓是茶、僧、诗一味且一形了。元倪瓒的“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绝爱僧”（《静寄轩诗三首》其三）也是以寒瘦为清。而韩偓等尖新清弱的诗形， 更宛然女性线形的词的形制了。
宋代，对中晚唐几种清形的继承，各循其性情之所近而趋尚之。江西诗派尚瘦硬，近中唐：四灵“复就清苦之风”（严羽《沧浪诗话》），近晚唐：梅尧臣的“苦硬”及“以琐屑为清新”（纪昀评其《闲居》）的形相，在于中晚唐之间。
再次表现为清境。茶之清体现于诗境，主要是清寂，类乎禅境的空寂。得此清的，首先是僧人之诗，《诗筏》曰：“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清寂、空寂。黄宗羲亦云：“诗为至清之物，僧中之诗，人境俱夺，能得其至清者。”（《平阳铁夫诗题辞》）人境俱夺之清，也即是禅境的空寂。受僧诗清境的影响，士大夫文人所作的具有禅味禅趣的诗，也染上了这种清寂。清寂、空寂之清境，着意排斥鲜活生动的人世生活，而追求那种没有“人间烟火气”的诗境。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无一篇不犯。”（《瀛奎律髓》）而这些物事，在文人眼中都是清物，朱权《茶谱》“茶架”条曰：“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晚唐文人心胸浅狭，而崇雅尚格的体现。诗境愈空寂，诗格愈高，所谓“诗无僧字格还鄙。”（郑谷《自贻》）
空寂的禅定之清，到宋代便失去了魅力，“九僧”便遭到了许洞的嘲弄（见《六一诗话》）。在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诗境之清以另一种新样的面目出现，即以书本为诗。宋诗不以现实生活为源，而以书木为源，非是宋人不知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越来越世俗化的现实生活，与诗的古典形式已不相和谐，以现实生活入诗，往往容易显露出村形俗相，宋初盛行于官僚士大夫之中的“白居易休”，即流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式的粗鄙诗风（见《六一诗话》）。那么出路在哪里？只好向古回归，一头扎进书本中去，用“陈言”之“灵丹”，来消除“人间烟火气”，以期达到格高韵远的古雅的清境，所谓“搜肠搅文字，毋乃太清邪”（刘克庄《隔竹敲茶臼》）。这种清空古雅的清美追求，以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典型代表，苏轼说他初见鲁直诗文时，“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答黄鲁直书》）又在《东坡题跋》中说：“鲁直诗文如蝤蛑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徐积亦称“鲁直诗极奇古。”（《节孝先生语录》）知乎清之境的发展，便能更深一层地了解宋代诗人的处境及其探求诗歌发展路径的努力。
再次表现为清味。味清，也是由茶带来的审美趣味的新变化，前文已论说过茶味诗味之厚薄，这里延伸一二。茶味之清，首先表现在淡，淡是文人茶味的根本特点。这种淡，不是寡淡，而是轻淡，其味觉是丰富的，味感是微妙的。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形成的对淡美的崇尚，既与近世文人志气性情渐趋平易浅近有关，也与“身世洒落，神观冲淡”（黄儒《品茶要录》）的气质美风度美相表里。茶味之清，又表现在苦。淡得带苦味儿，是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歌淡美的特质，这是近世文人由神圣坠入平凡以后既苦涩而又新鲜微妙的心理体验：“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齐己《谢*[氵+邕]湖茶》）闻一多先生在论晚唐诗人贾岛时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见《唐诗杂论》）中唐时开始出现苦吟诗人，而苦吟诗人的诗多追求清苦味，所谓“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宋代诗歌淡美风格之代表梅尧臣的诗即是苦淡，欧阳修的“近诗尤苦硬”（见《六一诗话》），道出梅诗——也是整个宋诗平淡之味的特点。宋诗淡得苦，既是文人生活的反映，也是艺术上刻意追求的结果，刘溪须即曾说黄山谷“宁苦勿俗”（《退庵随笔》）。宋代文人，对这种艰难锻炼出来的淡淡苦味儿，是非常醉心的，那是宋人诗味的精髓！方回说近世有以“苦涩以为清”（《桐江集》卷三“跋遂初先生尚书诗”），其实晚唐两宋已开其风气之先矣。茶与诗：文人
茶在新、清之外，还有一个禀赋，是灵。韦应物《喜园中茶生》称“此物信灵味”，《东溪试茶录》亦曰：“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茶之灵与中唐以后诗人所追求的“趣”有着相通之处，茶是“至灵之物”，而趣是性灵的闪光，是“凭灵心妙悟的”（朱光潜《诗论》），诸如理趣、情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有了趣，才有诗味。宋代以来标举性灵的诗人、文人，如杨万里、永嘉四灵、公安三袁等，都是酷嗜茶茗的，古代的小品名家差不多都是茶客，甚至到近现代的周作人等，也是嗜茶的，大概是饮茶有助于性灵生发的缘故。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