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和原云南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先生喝茶聊天，电影明星张国立发了一张图片在微信问：“老邹，这红印怎么要100万一片，是1940年生产的？怎么这么贵？”原来是张先生的朋友买了两片老茶，要请邹家驹先生鉴定，邹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你说假，别人有中国台湾出版的《普洱茶》一书为证。
接着，邹家驹先生告诉我，1993年，邓时海先生到访省茶司，按照常规，当时的云南省茶司是云南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一般人无法取得省茶司的经营资格和资料，由于邓先生是中国台湾人，考虑到统战政策，邹先生还是让办公室的同志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这上面有清楚的省茶司名称变更及中茶商标注册的时间，“中茶”商标是建国后1951年10月注册的。
只不过，当时的形势是领导和大师都一个水平，搞不清楚年份这个东西其实喝不出来的，因为青饼一入港仓，即可加十年，而再往后，年份则可以随意加。
经过多年的运作，后台的坍塌，大师的败相以露，所谓大师的神迹，不过都是江湖人的把戏，只不过，从街头走到了庙堂，而现在也将回归街头。
这是行业的一个巨变的时代，人人皆可质疑。
江湖大师的作用正在快速失去，新的市场秩序将建立。
然而，巨变的发生并不仅仅于此，也远远并非如此。
每一个行业的巨变，并非是单一的现象，往往是社会现象的一个诠释，茶行业的现象无不是。
历史走到一个阶段，总会停顿，或者说表象是停顿的。
普洱茶也走到了这个阶段，一切仿佛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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