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喝的茶叶，是“糊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
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
据说这“糊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
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也很无聊、不幸。
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舅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
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常日子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
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它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
我一生有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
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女朋友（即目下的拙荆），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
“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
“嗯……”
“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
“嗯……”
“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
“哎！茶钱一角五。天不早了，公平墟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来的人喝什么？”
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
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
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两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两座竹楼上。
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
她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她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园采撷下的嫩绿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她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夹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她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
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她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
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
关于水。
张岱《陶庵梦忆》提到的“闵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
20世纪50年代，我在版画系教学的时候——好像东欧的留学生都在版画系学木刻——有个捷克学生名叫贝雅杰，和我来往较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口渴的时候就旋开水龙头喝自来水，我制止他喝生水时，他却告诉我北京的自来水是最卫生的。那时候中国还不时兴矿泉水，这个知识由外国留学生告诉我，对我而言无疑是一个震动。是不是北京的自来水现在仍然可以旋开水龙头就喝，那我就不敢说了。几时可以，到几时又不可以？这课题研究起来还是有意思的。
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不过就我的体会，那里的水没有香港的好，香港的水泡茶容易出色、出味。
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三两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
我们文昌阁小学有口古井名叫“兰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
乡下有圩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
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
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糊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
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
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三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两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
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傻！砸破了，锔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
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
我很欣赏他这句话。
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
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