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云南的大宗出省商品只有两件，一是鸦片，二是茶叶。鸦片烟为英国人自鸦片战争前后从印度输入。自17、18世纪，英国人每日喝中国的发酵茶成瘾：上自宫廷，下达市井，3点3刻的“下午茶”已成风气。上百艘“快剪帆船”穿梭在大洋之上来往运茶，英伦的普茨茅斯港成为名符其实的“东方茶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清政府为抵制英国的“鸦片入侵”策略，决定对英国人以“断绝茶交易”为惩罚，才迫使英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阿萨姆、大吉岭)用云南和中国其他省份引种的茶籽、茶苗甚至是技工开辟了茶叶种植园。而在中国的云南，普洱茶山已星罗棋布，茶树的人工栽培史已长达2000多年。
种种科学考察和文化史的调研已证明：云南的澜沧江中下游沿岸就是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原产地，现在有了更新的佐证，在17世纪中叶，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及第一任馆长、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德国籍传教士阿塔纳斯·基歇尔出版了自然博物巨著《图说中国》，它是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的扛鼎之作，其中仅选了一幅云南的“茶树图”，画面中不容置疑地显示，那是云南特有的大叶种茶，该书出版之时，整个欧洲为之轰动。当时，欧洲的上流社会已喝茶成瘾，云南的名声与广州、京城并驾齐驱，成为欧洲人最熟知的中国疆域城邦。他的《图说中国》多处参照了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著作《中国植物志》，而这本书里也以主要篇幅介绍了中国南方和云南的动植物资源。
18至19世纪，欧洲列强通过各国的海外殖民部、外交部或东印度公司等多次向云南派遣各种身份的“植物猎人”、“探险队”“考察队”，他们将云南看作是“人迹罕至的秘境”，“地球动植物的避难所”，“喜马拉雅山以南动植物迁徙的走廊”。如英国的罗伯特·福琼，“采花领事”福雷斯特、弗兰克·金登·沃德以及近代的文字学者洛克等多人都充当过“植物猎人”，采集过云南的茶树标本和数以万计的植物资源。还有那些名噪一时的“探险队”、“考察队”，他们的报告一经在欧洲发表，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其中最典型的是1866—1868年法国人安邺为队长的湄公河探险队，他们的《加内报告》和路易·德拉波特的插画广为流传，使欧洲社交界以谈论神奇的云南成为时尚，而考察茶叶贸易也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
为运输普洱茶而形成的六条“茶马古道”，更成为了普洱茶的独特文化表征，它对于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域，是各民族生活的必须品，维系着人们的健康生存，茶马古道也可以说是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维生素大通道”；而对于明、清的皇家的贡茶而言却是一种马背上的情结和高贵身份的象征了。在清王朝，向各国使节赠送普洱茶已成为一种国礼和尊贵的外交礼仪。
千百年来，云南人与普洱茶相生相伴，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普洱茶曾被我们遗忘了近一个世纪，其文化也随之断代，但它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随着历史的回归，我们真切地看到，普洱茶曾为云南带来过巨大的声誉，它最早让云南走向了世界。普洱茶的精神更是浸透了云南人的血液，在日积月累中呵护着人们的生命质量。他们的朴实、宽厚和重情谊更像是一片天然的茶叶；他们的吃苦、耐劳和顽强的生命力，极像是高山云雾中的古茶林；他们的智慧、执著和创造力更融入了一碗碗“越陈越香”的酽茶……
普洱茶魂，云南人之魂!也必将是人类之魂!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