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混乱，云南地方政府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再也未能以贡茶的名义进入紫荆城的红墙之内。
走出深宫大院的普洱茶，很快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并成就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茶庄商号。他们纷纷在经营方式、产品开发和包装上下功夫，并在昆明、上海、香港甚至在缅甸、泰国、新加坡等设立销售机构，进一步拓展了普洱茶消费市场。
在这种新旧时代的承转中，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在现代商业意识方面的觉醒外，整个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就是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安徽、浙江、福建一带传统茶叶生产区相继沦陷，不少机构喝技术人员被迫内迁到大后方。
随着郑鹤春、冯绍裘、范和均等内地茶人来到云南，以及云南中茶公司的成立，怀揣实业报国的理想，顺宁实验茶厂(凤庆茶厂前身)、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先后成立。
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应该说古老的普洱茶产业此时已经具备了现代产业性的根基，而这种根基的物质基础，来自原料供应基础的初步建立。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生茶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