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人最大的特点无疑是闲中也能做事，并颇有所得，在评书、戏曲、闲聊的过程中，昆明的茶馆更成为了本地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最佳平台。近代茶馆的这一作用更是显著。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七年时光，几乎天天都进茶馆，在这里不仅仅是饮茶那么简单，在他记忆中，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做作业、写论文都在茶馆里。

　　在他的文章中对于在昆明泡茶馆有这样的描述：“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终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可见昆明茶馆的作用不小。

　　而著名的哲学家赵仲牧在云大就读期间，则每天穿过青云街的西段，都要在茶铺中小坐片刻。因为那时教室、寝室、图书馆，再加上茶馆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寻常去处。寝室拥挤不堪，连书桌也放不下。茶铺较为宽敞，茶桌可充书桌，阅读、书写都很方便。教室和图书馆里不能说话，更不宜切磋讨论，茶铺是个可供研讨的好地方。于是，青云街西头的几家茶铺，便成了仲牧先生和其学弟学长们的第二课堂。从1949年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馆仲牧先生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在喝茶中求学，休闲中有所得，生活和工作求学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景象无疑是昆明闲生活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