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茶社多矣，但敢于冠之“陆羽”两字的不多，香港有家“陆羽茶室”，是家奢华的餐厅，名流荟萃，为香港的老字号，堪称爱茶人的殿堂。
数年前，茶室惊现一宗亿万富豪被杀案，那疑犯又是电视剧《霍元甲》的演员，所以这则新闻屡登报端头条，陆羽茶室由此毁誉兼有。
陆羽的功劳在于，他将茶从柴米油盐中剥离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种艺术。
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头衔是后人尊为的“茶圣”。
如果说五千年的文明是条大河，那么先秦是滥觞，而唐宋就是波澜壮阔的中流，明清则是潺潺流淌的溪水了。
大胆地说，其实五四以后，传统的东西几经颠覆，在不破不立中摇摆，并无多少增益。唐宋，是中国人文雅生活的勃兴，风骚得以风行，比如品茶。
唐与宋衔接，但宋朝尚义理，凡名士多研易谈易，反观唐时，朝野上下，似乎无人说易。
《新唐书》中记载：武则天有个侄子叫武攸绪，“少变姓名，卖卜长安”。这是为数不多的易痴。但武攸绪是天生龙种，打着算卦的幌子，避开政治是非，大有可能。
如此看来，唐人乐于得意忘象，将易之理引进了生活。
陆羽成人后，惑于出身不明，取签自卜得“渐”卦，参考爻辞，于是以陆为姓羽为名，字鸿渐。
参易取名，这是古今用易的典型个案。
弃婴陆羽自幼托身僧院，后来耐不得清规戒律，做了逃兵，过市井生活，竟然还做了几年戏子，后来隐居田园，在皎然上人的指引下，写出《茶经》。
陆羽很有朋友缘，与当时的名流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权德舆、戴叔伦、张志和有来往，文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女道人李冶的交际，有好事者还八卦出一段西厢记式的典故，但我想这只是后人善意的附会。
《茶经》不过七千余言，说尽天下茶道，后来的宋明茶道、日本茶道不过是沿着陆羽的路亦步亦趋，稍作增减而已。茶不似酒那样浓烈，不如咖啡那样香醇，也不如牛奶那样绵甜，但茶自有一股天地间的清爽。揣摩“茶”字，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是“木”字，中间的一个“人”字恰好在草木之间。
《茶经》开宗明义，提出了“茶为累也，犹如人参”的观点，人参是人知皆知的补品，但服用不善，与人无补。
茶与人参一样，但如果“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这位开宗立派的爱茶人，认为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苦口婆心地规劝嗜茶者勿成癖。
每每看北人在盛夏猛灌凉茶，着实心悸。况且，现在的茶艺繁琐冗长、茶道玄而又玄，人似乎有将简单的东西变换复杂的劣性，于是离茶圣之旨渐行渐远。
茶从南方来到北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比如，湖南的相声演员大兵初次到北京比赛，他在台上说得起劲，但台下观众却不乐。这就是南北文化的差异所致。
铁观音之所以畅销北地，有两点原因，一是口味，北方人偏重浓酽，可巧铁观音耐泡味香；二是与绿茶相比，铁观音供货渠道多样以化，可从茶叶市场购买，也可从原产地直接进货。此外，绿茶讲究时令，高档的绿茶经过长途运输，往往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关于普洱诗意的表达有：“绿茶在烘青的时候，生命已经终止；普洱在晒青的时候，它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从根本上来说，普洱的流行，有心理作祟的味道。最初，台湾人喝普洱，引申出来艺术、佛学等附加值，这既是一种文化属性的回归，也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填补。
世纪之交，韩国人开始进驻云南大量收购普洱，可以说，现在的市场上，真正意义的老茶老饼寥寥无几，剩下只有不甘心的文人们继续陶醉在悠久的传说中。
当前，一些发烧友手中的存货不过是市场化的产物，几乎不可能获得纯手工的好东西。韩国一向比中国更注重传统，他们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先觉，才占有了优质普洱控制权，而国人所做的只有亦步亦趋。
当然，有些茶馆做得不地道，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有时候市场的残酷竞争逼良为娼，维持一家清茶馆需要雄厚的资金为后盾，经营者往往不能坚守，草率把茶馆做成了KTV式的喧嚣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