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雷永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茶文化研究才刚刚开始，大家对普洱茶到底是什么还知之不详。1993年在思茅召开的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994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大家更多的还是在讨论宏观的茶文化、茶叶交通史、茶叶技术，很少关注具体的普洱茶生产、工艺、经济运作模式以及普洱茶之所以是普洱茶这一独特的产品等等这些细节的东西。因此，到底什么是普洱茶？普洱茶是如何经营的？为什么普洱茶会越陈越香？这些问题有人提出，未引起大家的关注。
为了寻找普洱茶的踪影，我翻遍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典籍，在《续云南通志长编》第609页，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云南）川销茶历史最久、牌名最著者，为“宋圆牌”普洱圆饼春茶，川省茶价涨跌咸取决之。余如雷永丰、元庆、复聚、新春、宝森、永兴、三泰、庆春等茶号，均营川销。”从文中排列顺序看，雷永丰一定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茶号。
1994年，我看到是年出版的《思茅地区商业志》记载：“业主雷逢春，原籍云南省石屏县，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民国十年任云南省第三届省参议员。那时，思茅茶叶行业同仁共同议定，各户茶号加工‘圆茶’，每圆茶底料重量不得超过6两。‘雷永丰’为争夺名牌圆茶经销，私下与揉茶师傅串通，增加底料五钱。每筒茶（8圆）比其他茶号多四两，每担圆茶24筒，比其他茶号多9斤6两。驮昆明出售时，‘雷永丰’抬价销售尚供不应求，其他茶号压低销价仍难找买主。类似情况在同业中每有发生，无权无势茶商一旦被发觉，视作违章，处以罚款，而对‘雷永丰’所作所为，茶商仅在背后私语，不敢公开抗议。”该书还介绍了过去思普地区很多的茶号，并花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思茅原信昌的经营和运作，可惜，当时我并不知道原信昌还有个分号叫“敬昌茶号”，并且经营得相当出色。
尽管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这两段记载都有一些问题，比如，“宋圆号”可能是“宋寅号”的音误，当时的24个4两也不等于9斤6两等等，但他们对雷永丰的描述却给我深刻印象。
1995年到2001年，我没有过多地关注普洱茶，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的兴趣又集中到普洱茶上。这个转变有赖于邓时海先生的繁体字版《普洱茶》一书，我吃惊地发现，普洱茶竟然可以这样喝？！而茶庄、茶号、茶品以及普洱茶所依附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都变成饶有趣味的文化元素。这加深了我全面探索普洱茶文化的兴趣。探索的结果是，我对雷永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寻“雷”经过和考据趣事
2003年，我买到第二、三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我看到雷波、黄桂枢等人在多篇文章里介绍雷永丰的经营史和经营理念，这些文章对我寻找雷永丰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我对普洱茶文化研究的深入，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雷永丰的文献，这些文献修正了很多过去我们所得到的雷永丰的信息。但更多的是口述和文献相矛盾带给我的困惑。比如，以前研讨会和零星发表的各种文章和回忆录都说，雷永丰在昆明经营复济号茶庄；大有庆在昆明经营永兴号。但从文献上我梳理出，昆明没有复济号茶庄，与复济名字相近的只有复聚号，他的老板是杨茂臣，他的儿子杨禹三在解放后还担任了昆明茶厂的副厂长。而陈永兴号则是一个更老的茶庄，他们在30年代分家成3个茶庄，分别是同庆茶行（后改名为源庆烟茶庄）、永兴茶庄、顺利茶庄，他们和雷永丰号的关系应该也是批发商和供货商的关系。
2007年，我在北京看到一个叫滇边老号杨复济的，我走进她的店，和老板聊起来。
问：你们茶店为什么起名叫杨复济呀？我感觉像药店。
答：我们是老字号，解放前在昆明很有名。
问：是你们家的字号吗？
答：不是。是这本书上说的。
说着，店主找来一本书，指着书上的文字向我介绍说，你看，这页、这页都有介绍。我无语。这几篇文章都是介绍雷永丰的，我无法向她讲清楚杨复济只是雷永丰家后人回忆时的一个口误，而这个口误却被当成了有根有据的正史，注册成了店名。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联系上了雷家的后人，机缘巧合，我认识了雷波。雷波是雷溅波的女儿，也就是大有庆高峻的外孙女。她曾经担任过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副所长，他很有意识地收集了一些长辈的口述资料和雷家、高家的家谱。尽管他对茶庄的事情了解得不全面，但我和她的多次交谈，解开了我很多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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