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北京还是吉隆坡，香港还是台北，都有一个“国际化”的共同面貌：星巴克 (Starbucks) 咖啡馆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里都可以俏生生地站在街角，7-11商店取代了原来老先生老太太开的杂货店，最流行的嘻哈音乐和服饰到处可见，好莱坞的电影比欧洲还早上市。生活的韵律也与国际同步：二月十四日买花过情人节，十月底戴上面具参加“万圣节”变装游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鸡过感恩节，十二月广场上万人空巷载歌载舞庆祝耶诞节；年底，放烟火、开香槟，倒数时，亲吻你身边的人。
从北京到吉隆坡，“国际化”成为一个举国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慢一点，究竟什么叫“国际化”呢？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欧洲。
这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先进国家的聚集处，我带着满脑子对“现代化”的想像而去。离开机场，车子沿着德法边境行驶。一路上没看见预期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都市景观，却看见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画。树林与麦田尽处，就是村落。村落的红瓦白墙起落有致，衬着教堂尖塔的沈静。斜阳钟声，鸡犬相闻。绵延数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纪的图片。
我是震惊的。
我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穿过浓绿的草原，这牧羊人缓缓向我走近，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牧羊人走近一个口渴的旅人。
我发现，自己原来对“现代化”的预期是片面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是手段，保护传统是目的。譬如在环境生态上所做的巨额投资与研发，其实不过是想重新得回最传统最单纯的“小桥流水人家”罢了。大资本、高科技、研究与发展，最终的目的不是飘向无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己的历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于是我看见：越先进的国家，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亚洲的人民过西洋情人节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么；化妆游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义何在；吃火鸡大餐不明白要对谁感恩；耶诞狂欢又没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节庆都必定联系着宗教或文化历史的渊源；将别人的节庆拿来过，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来祭拜，却不知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节庆的热闹可以移植，节庆里头所蕴含的意义却是移植不来的。节庆变成空洞的消费，而自己传统中随着季节流转或感恩或驱鬼或内省或祈福的充满意义的节庆则又弃之不顾。
那么，是星巴克 (Starbucks) 还是紫藤庐？
我喜欢在星巴克 (Starbucks) 买咖啡。不见得因为它的咖啡特别好，而是因为，你还没进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许在耶路撒冷，也许在伦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来，远远看见下一个街角闪着熟悉的灯，你就知道在那里可以点一大杯拿铁咖啡加一个牛角面包，虽然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我更喜欢在台北的古迹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缭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划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闲闲地开着，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
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国际化”不是让Starbucks进来取代紫藤庐；“国际化”是把自己敞开，让Starbucks进来，进来之后，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庐的光泽更温润优美，知道如何让别人认识紫藤庐——“我” ——的不一样。
星巴克 (Starbucks) 越多，每一个城市自己的紫藤庐越重要。
编者注：
紫藤庐，台湾地区最具有传统的茶馆。
第一任屋主周德伟教授，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北大经济系毕业，1933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继又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进修。1937年回国任湖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51年在紫藤庐发起学术聚会，每两星期一次，参加人士有张佛泉、徐道邻、殷海光，及台大若干研究生。周教授始终致力于为台湾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紫藤庐也因此成为台湾社会改造运动的重要标志。
紫藤庐的第二任屋主周渝先生在这里陆续发起了一系列艺文活动，台湾第一个实验剧团“耕莘实验剧团”就是在这里酝酿创办，成为开启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先河。推出的《荷珠新配》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传播媒体空前的重视。演出团体耕莘实验剧团也因此声名大噪。后周渝先生将其改成茶艺馆，开台北品茶艺术风气之先，造就了紫藤庐独特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