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海茶的第一次兴起是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普洱茶南洋通道的开辟，将勐海茶带入黄金时代。1940年日寇犯边，这一通道被废。而解放后虽然香港人民钟爱菊花普洱，但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洱茶只能通过中茶公司这一狭窄的通道与香港对接。这样一来，勐海茶厂只沦为生产车间，而不能参与到海外蓬勃发展的普洱茶运动中去，勐海茶从而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面对大陆市场，被绿茶边缘化；面对海外市场，被消费市场边缘化。勐海茶由此沦为守着金山要饭的花子，一直到普洱茶的价值再度被港台人突然发现，掀起了一场越陈越香的茶叶革命，勐海县的茶山资源影响力被放大，才把勐海茶从苦海中打捞出来，供在普洱茶的神坛上，勐海也因之再次成为普洱茶的圣地，成为普洱茶产地话语权的中心。
尴尬的“勐海共识”
现在做普洱茶的言必称勐海，殊不知10年前的勐海茶还是低档茶叶的代名词。在滇西南最大的毛茶交易市场——原思茅五一停车场内，一车车的毛茶拉进市场，茶商们忙着看茶样砍价，原思茅、景洪一带产的烘青茶，一芽二叶的可以给到15元一公斤，一芽一叶的可以给到30元一公斤，勐海产的茶呢，绝大多数七八元一公斤。滇西南茶区形成了茶叶经济“比较优势”：景洪、普洱的茶园大都为九十年代以来新开垦茶园，按照高产茶园的标准建设，种植的很多都是卖相很好的云抗10号，加上严格按照收鲜等级标准采摘，加工设备先进而且制作得法，这样一来，这两个地方生产的绿茶，条索整齐、香气高扬、叶子翠绿、芽头白亮，深受甘肃与浙江茶商的追捧，他们纷纷坐镇普洱收茶，普洱也因此成了云南的“名优绿茶之乡”；而勐海的茶叶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卖相取胜，而靠低价来生存，跟普洱、景洪的茶叶形成错位竞争。当时，茶商们的“勐海共识”是：勐海生产的茶叶上不了台面，只能是低劣茶叶的代表。
1930年的勐海，因普洱茶的种植、加工与贸易重心由思茅、易武一代转移到勐海，通过英属缅甸，普洱茶源源不断销往南洋，从而开创了普洱茶继清朝后的民国第二春，勐海也因活跃的茶叶贸易而被称为“茶叶城”。1940年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断送了勐海茶在未来数十年的前途，一件是日军入侵中南半岛，普洱茶的南下通道彻底断绝；另一件是中茶公司入滇事件。中茶作为四大家族控股企业，在觊觎勐海茶叶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欲从云南地方实力派嘴里夺食的同时，决定弱化普洱茶的生产，大力发展代表时代主流的红茶、绿茶，从这时开始普洱茶就逐渐淡出了云南人民的视野，仅作为能换取宝贵外汇的特种茶安排数家茶厂定点生产。习惯于普洱茶路径的勐海茶，在云南茶叶绿茶化、红茶化的狂飙突进中日渐沉沦。虽然有80年代南糯白毫、云海白毫的崛起，大规模的开垦茶园运动使得勐海成为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最大县等短暂辉煌，但最终还是被景洪的大渡岗、思茅龙生公司与江城牛落河茶场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生代在1990年轻松超越，勐海茶也因此彻底一蹶不振，成为了市场的陪衬。
落后带来的财富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当勐海茶处在风雨飘零的最低谷，勐海茶厂经营难以为继的时候，2000年左右，港台商人大举入滇，深入勐海、易武等茶区挖掘普洱茶的原生态价值。原本管理不善的茶园被这些茶商视为至宝，以为这些茶树没有施放农药、化肥，而且在大森林里与其他树木共生长，深得山野之气，堪称生态茶叶中的极品。他们把这些管理疏忽的茶园称为古树茶园、野放茶园、荒山茶园，以区别于人工密植、严格管理的台地茶园，把其中栽种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茶树，称为大树茶、古树茶，以区别树龄很小的台地茶树。对于普洱茶的采摘标准不严，他们认为普洱茶不像绿茶以细嫩见长，芽叶相对粗老些，正好体现普洱茶醇厚的特征。至于普洱茶的工艺采用低温的杀青与日晒制程，所表现出来的香气不高扬、苦涩味重等特点，被他们化腐朽为神奇的说成普洱茶是一种内敛的茶，是一种能够越陈越香的茶。正是因为香气不扬，这才体现了普洱茶内敛、厚重的本色；正是因为普洱茶苦涩味重，才保留了茶叶的本来面目和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好喝，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茶，跟着茶客们一起慢慢变老。
经过港台商人对普洱茶的重新定义，使得普洱茶正式脱离了绿茶（生茶）与黑茶（熟茶），而变成了中国最特立独行的一种茶类，按照以前绿茶的标准，普洱茶所表现的所有缺点，都被奇妙地置换成普洱茶独具特色的优点。这无疑就是茶叶的一场革命，宣告了中国茶叶除了精加工以外，还有原生态的另一条路径。更让人震撼的是，原生态路径所创造的价值远非精加工路线之能比拟，这就像市场上洋鸡的卖价不能跟土鸡相比一样。普洱茶就是这样的一种茶叶界的土鸡，靠土法放养，而不是靠台地茶的形式密集圈养，制作加工简单，尽量保持茶叶的本来面目，不做破坏茶叶内质的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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