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普洱茶》，首先要读的是方国瑜。余生也晚，不曾亲睹方先生精神风采。方国瑜这个名字，最先是从一本内部发行读物上看到的。这书叫《云南文史讲义》，是我从昆明潘家湾旧书摊上买来的。后来，陆续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
方先生是纳西族，教授，大学者。《普洱茶》只是方国瑜众多文章中的一篇小文章，不足三千字，它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章的内容涉及茶的区域性读音，普洱茶命名来源，产地、文献记载、以及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联系，其中特别提到普洱茶对维护藏区领土完整的特殊意义。这篇文章在那个年代对于界定“普洱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普洱茶”这个名字，方先生认为源自谢肇淛的著作：“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本名叫《滇略》的书写于明代万历（1573－1620）末年。换言之，“普洱茶”这个命名的明确时间当在万历年间。文章采用的证据主要是文献记载，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也引用了其他人的资料。但是前人的说法中，有一些本身就有问题，比如阮福虽然写了大名鼎鼎的《普洱茶记》，但他本人并没有去过茶山，说普洱茶非“普洱界内所产”，这显然存在巨大漏洞，而且带来传播上的误导，让人误以为普洱府不产茶。
方先生引用了这个说法，并有所解释，“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从交易地的角度来解释普洱茶，这也是一个角度。换言之，命名为“普洱茶”并不意味着反向逻辑上必然要与产地完全重合。但方先生文章中说“但普洱地并不产茶，而产于邻近地区”，就明显落入了阮福说法的陷阱了。
方先生文中还提到普洱茶对于维护西藏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当时，云南运往藏区的茶，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来完成的。二十五年前，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王晓松、徐涌涛、李林六人实地考察茶马古道，经过多年努力，使”茶马古道“从一个概念上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门学问，也成了显学。
方先生最后说道：“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八十多年后，这句话终于有了最具视野的精辟注解：
茶马古道，事实上造就了一条无形的文化疆域，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体，之后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垫底了坚实的基础……茶叶无论是在维护国土安全上，还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或者是在维护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局面上，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以上摘自周重林《茶叶战争》
人们去认知一个概念或一个事物，唯一需要对抗的，也许只有时间。时间对于普洱茶，有特别意义，所谓“越陈越香”，但时间对于人们认知普洱茶也是一个考验。
1729年，清政府在云南设置普洱府。2007年4月8日，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二百多年间，世序更替，人事浮沉，无论是普洱府，还是普洱市，显然都不能与普洱茶划上等号。本质上，它们是两套认知模式。2008年，人们不再纠结，因为普洱茶国家标准出台了：
所谓普洱茶，是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按其加工工艺及品质特征，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种类型。
显然，此时此地的“普洱茶”，已经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普洱茶”了。
2016年5月24日，“勐海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从商标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勐海茶“，清楚明了。这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勐海茶”是不是普洱茶，从普通人认知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被提出来。第二，除了“勐海茶”这个商标，以后会不会出现 “易武茶”、“普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如何来定义普洱茶。所以，还是不要掉进本质主义的陷阱，从话语研究的角度尝试多角度去理解普洱茶就行了。如果不想费事，看国家标准就行了，尽管这个标准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它毕竟代表了一个行业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某种共识。
附方先生茶文：
普洱茶
方国瑜
（本文选自方国瑜《普洱茶》，《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久已驰名国内并畅销国际市场的云南普洱茶，产于西双版纳的易武(在今勐腊县)和佛海（今勐海）地区。这些地区栽培茶树始于何时尚待研究，但据调查，佛海南糯山种茶在倚帮（在今勐腊县）、易武诸山之后。现在南糯山有三人合抱的大茶树，已枯死一棵，锯其干，从年轮知道已生长了七百多年。这只是现存最老的茶树之一，不一定是最早种的，开始种植的年代当比七百多年前更古。倚帮、易武诸茶山的历史之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煮茶作饮料的年代很早。最初是一种小树的苦叶，称为苦荼(tú)。汉魏以后才有采茶品茗，至唐代此风大盛，种茶、产茶者益多。《本草图经》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陆羽嗜茶，著《茶经》三卷，讲采制饮用之法。其后各家著述尤多（所知有专书约二十多种），茶也成为日常必需饮料了。
西双版纳产茶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按，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之书，作于宋代，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了。
所谓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以南之地。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亦即在当时受着南诏统治的今西双版纳产茶地区。又所谓“蒙舍蛮”，是洱海区域的居民。可见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行销洱海地区了。当时西川也盛产茶叶，韦齐休《云南行记》说：“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这是所谓雅利蒙山茶，可能行销到云南，但从语言来研究，云南各族人民饮用之茶主要来自西双版纳。今西双版纳傣语称茶为lɑ，彝语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茶为lɑ，纳西语称为le，拉祜语称为lɑ，皆同傣语。可知这些民族最早饮用的茶，是傣族供应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赖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已很久了。
西双版纳产茶，以此当地的茶叶贸易发达。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即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而傣族集市上，以有易无，茶为主要商品之一。而茶叶之集中出口则在普洱。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说：“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据万历志所记路程，由景东一日至镇沅，又二日进车里界，二日至普洱，又四日至车里宣慰司之九龙，即今允景洪。可知普洱即今之普洱县城。在那里设官经理茶贸，可见当时茶叶出口的数量已相当多。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谢肇淛《滇略》卷三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所谓“普茶”即普洱茶，那时已有加工揉制的“紧茶”了。谢肇淛作书在万历末年（约公元一六二0年），普洱茶成为一个名词，即见于此书，但普洱地并不产茶，而产于邻近地区。阮福的《普洱茶说》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就是所谓六大茶山，以倚帮、易武最著名。此外佛海、景谷等处的茶叶也会集于普洱，都称为普洱茶了。
普洱为茶叶集中地，与茶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很大。雍正《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条说：“衣食仰给茶山”，又乾隆《清一统志•普洱府》说：“蛮民杂居，以茶为市。”当时傣族、哈尼族、攸乐人与汉族在普洱交易茶叶极盛，出口的数量也很大。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初以来普洱茶大量行销全国，与蒙顶、武夷、六安、龙井并美。
普洱茶大量出口，奸商贪官趋之若鹜，垄断茶山贸易，残酷剥削茶农。倪蜕《滇云历年传》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下说：“莽芝（地名）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清廷也在普洱设府管制茶叶出口，抽收税银。在商官双重剥削之下，以至“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吴应枚《滇南杂记》）。至清末剥削更甚，在思茅厅设“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设“子局”，控制茶贸，抽收茶税。随后又开设“洋关”，对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两银价值的货物加收二分茶税。一加再加，茶农负担越来越重，致使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季以后渐不堪问了。
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二），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部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所以历代由内地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当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 就在这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康熙《云南通志》卷三）。“因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刘健《庭闻录》）。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促进政治联系上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这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在政治上的反映。
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约在公元一七七四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一九0四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陶思曾《藏随輶记》）。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地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可仑坡混售。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范和钧《考察印度茶叶札记》），藏族人民还是没有受其欺骗。英帝国主义阴谋夺取茶叶贸易，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经济联系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