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热衷谈论“民国”。人们体悟“民国范儿”，认为它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人们阅读民国小学生作文，感叹彼时人的纯善与忧患意识。就连商业电影，比如姜文的《让子弹飞》，还有尔冬升的《大魔术师》，无不让人对那个时代产生种种念想。我们在做“云南茶的民国时代”这个选题时，也想着李拂一、范和钧这样颇具民国茶人范儿的人物。在发黄的书页里，苍老的是岁月，而其中的文脉和茶香，愈久弥新，也启迪今天的茶界吧。
周学曾景东《茶山春夏秋冬》
《茶山春日》：本是生春第一枝，临春更好借题词。雨花风竹有声画，云树江天无字诗，大块文章供藻采，满山草木动神思。描情写景挥毫就，正是香飘茶苑时。
《茶山夏日》：几阵薰风度夕阳，桃花落尽藕花芳。画游茶苑神俱爽，夜宿茅屋梦亦凉。讨蚤戏成千里檄，驱蝇焚起一炉香。花前日影迟迟步，山野敲诗不用忙。
《茶山秋日》：玉宇澄清小苑幽，琴书闲写一山秋。迎风芦苇清声送，疏雨梧桐雅趣流。水净往来诗画舫，山青驰骋紫黄骝， 逍遥兴尽归来晚，醉初黄花酒一瓯。
《茶山冬日》：几度朔风草阁寒，雪花飞出玉栏杆，天开皎洁琉璃界，地展箫疏图画观。岭上梅花香绕白，江午枫叶醉流丹，赏心乐事归何处，红树青山夕照残。
点评：民国《景东县志稿》卷十八载有这四首诗，作者周学曾是民国训导。与浙江、江苏等东部茶相比，文人对西部茶的着墨可谓惜墨如金，而在民国写云南茶的古体诗就更少见了。因此，周学曾的《茶山春夏秋冬》显得十分宝贵，是对云南茶文化的升华。从内容上看，四首诗写出了诗人春夏秋冬四季到云南景东茶山游览、夜宿、吟诗的感受，诗情画意之外，兼有“讨蚤戏成千里檄，驱蝇焚起一炉香”的野趣。
徐珂《梦湘呓语》
点评：首先，需要介绍的是“普洱茶资深爱好者”徐珂(1869―1929)，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非常关注新学，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公车上书”活动。又曾成为柳亚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编撰过清代掌故遗闻《清稗类钞》等。
记述文人墨客品茗论茶的《梦湘呓语》，出现了作者自己对普洱茶的评论，虽然不多，但表明云南普洱茶在民国的影响在持续。
柴萼《梵天庐丛录》
点评：《梵天庐丛录》是柴萼1925年撰写的笔记小说，里面这段有关普洱茶的描述很有意思。首先表明，民国时期普洱茶名遍四海，懂茶的名士贵宦都喜欢，普洱茶从一种宫廷品饮文化蔓延到了文士和官员阶层，价格在当时很高。“价等兼金”，意思是易武、倚邦普洱茶价格是黄金的两倍。而“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柴萼将普洱茶与龙井对比，以杜甫喻普洱茶，而以陶渊明喻龙井，前者博大精深，集茶美之大成；后者清新可爱，显得寡淡小众。这才今天看来，也是如此。
马一浮《桐庐负暄》
《桐庐负暄》载：“这时候正是隆冬……僮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砂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
点评：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这段描写，表明江浙一带喝普洱茶在文士学者中比较常见，而且相互影响，也可见“煮茶”这一品饮方式。
董泽撰《纪襄廷墓志》
《纪襄廷墓志》“……公之为人，曾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抱，初不以谋一人一家之幸福为己足。曾日观景谷之山脉重重，农田稀少，每岁米谷所出不敷食用。民生日困，盗匪充斥想焉。如捣而思，有以匡救之。经若干心血之研究考察，以景谷气候土质之宜于种茶也。乃向外选购种子，先于陶家圆试种百株，复于塘房山续种数十万株，胼手胝足，躬亲栽植，保护培养，煞费苦心，不数年而蔚然而林可供采摘，并以所栽出者资为观摩，广事倡导，使大众群起为普遍与大量之种植。于是景谷若山荒山，已由无用化为有用，将荒山变为茶山，以昔日穷乡僻壤之地区，一变而为商贾云集之市镇，国计民生日以富裕，地方文化日以发展。公苦心倡导种茶以福国而利民之丰功伟绩，久已无人不道，有口皆碑。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教授王毓嵩先生曾书赠公一联日：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跻而后见公一人。事功所在，固将与景谷茶同垂不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