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家驹，1953年生，中共党员，籍贯四川合理(会理？)。曾任两任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现任云南省茶叶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是蜚声国际内外普洱茶专家。邹家驹1976年云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至云南省外贸局业务处工作，1978年至1999年先后任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外销员、副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1999年任云南茶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出版有《漫话普洱茶·普洱茶辨伪》、《漫话普洱茶·金戈铁马大叶种》。
春节放假期间我一直在重读邹家驹先生这一系列文章(注：微小生命的篇章——让普洱茶历史说话共五篇)，感慨良多。这篇《霉茶的故事》中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多，可读性很强，转贴出来，供有兴趣者参考。邹先生在文中写到：“在茶叶加工历史上，霉变始终在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还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发生的霉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认识过程，才会飞跃出一个褒义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认知能力下，即便是茶学泰斗、茶学专家对普洱茶发酵情况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不尽一致的。我支持邹先生的观点：“原本被诅咒被排斥的霉菌，表明了它们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当朋友伸出友善和有益的双手时，我们为什么不紧紧握住它？”
霉茶的故事
一、湟源惊变
春天来了，中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愉中，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热情还在惯性中继续，人们在认真清理失败者阵营中的残渣余孽，暂时忘记了经济指标和火车时刻表。云南却一如既往，从未中断向西藏调拨茶叶的任务。1979年5月，景谷茶厂生产的901批和905批边销紧茶，先后装入封闭车厢，由昆明发往青海湟源车站中转西藏。火车离开昆明后，不知什么原因，两节车厢先后失踪了。青藏铁路于1970年由西宁前进到湟源后，云南调藏茶叶不再经兰新铁路柳园站而改由兰州转青藏铁路的湟源站交货。同年7月1日，成都至昆明铁路建成，从此调藏茶叶即可在昆交运，经成昆、宝成等铁路线直达湟源站交货。走成昆线，比原经贵阳、重庆绕道至成都缩短了500余公里。这批货走的成昆线还是贵昆线，铁路方面没有人说得清楚。有消息称，这段时间成昆线云南段塌方中断。整个夏天，电报和信函在西藏驻成都采购站和云南“省茶司”之间来回飞舞，可失踪的车皮始终没有找到。入秋，青藏高原的草开始变色了，那两节不知在那个车站滞留了几个月的车皮又先后出现在湟源车站。进藏物资转运站仓管人员点清数量后按程序抽样检查。茶叶发霉了，黄色的霉斑，有的连片，有的状如散沙，斑斑点点，令人害怕又令人心痛。西藏方面坚决要求退货。
历史上由云南产区运往川康、西藏等销区的茶叶，全靠牲畜驮运，运距长，在途时间久，加上使用的包装是竹篓、笋叶、竹丝、棕(麻)绳等简易物料，牢固性差，运输过程中多有破损，茶叶也易受潮霉变。为避免损失，云南将不带把心脏形紧茶加上一个小柄，成为一个完整的心脏形，包装时七个紧茶首尾相连，用糯笋叶卷成一个长筒(净重5斤)，再用篾丝捆扎牢固后，两个紧茶之间形成一定空隙，有利于通风透气，减少茶叶受潮霉变的可能性。由于交通事业发展迅速，原来的牲畜驮运逐步为现代运输工具所替代。1967年，茶厂在技术革新中提高工效，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将心脏形紧茶改为长方砖形，每块净重250克，五块一包，白纸包裹，麻绳捆扎，24包一篓，净重30公斤。砖形紧茶体积小，既便于装卸车和堆码，也适于用机械加工压制，但透气性比心脏形紧茶差得多。景谷茶厂发出的货，正是改形后由圆变方编号为901批和905批的青砖紧茶，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生砖”。
云南进藏茶叶从未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霉坏变质情况。解放初，丽江贸易公司售给昌都合作社“宝焰”牌紧茶一千担，在德钦完好交货。从1953到1956年共转运西藏茶叶二万余担，不管运经丽江，还是经由畹町、缅甸、印度，以及经昆明、泸县、成都，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从1957年起藏销茶即改由国内公路和铁路联运至甘肃武威车站交货，到1960年共安全调西藏紧茶8．53万担。1967年以来，云南调西藏的茶叶任务由年供1．96万担猛增到1973年的3．85万担。为充数应卯，云南收购野生茶（荒野茶）拼配紧茶进藏，藏民饮茶量大，喝多了野生茶出现头晕头痛、腹胀抽缩呕吐等症状，反映不适。受野生茶影响，云南进藏茶叶越来越少，现在又发生茶叶霉变事故，真是越冷越刮风。
二、霉茶的故事——景谷风云
青海湟源传来的消息在景谷县掀起轩然大波，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崔兴财厂长造反起的家，早就对粉碎“四人帮“不满，故意搞破坏，这么些年出了这么多茶，好好的怎么就霉了呢。茶厂职工更有说法，县委刘国祯书记早对崔兴财不放心，从北京开会回来就布置成立县委“揭批查”办公室，开展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县公安局新调来茶厂的支部书记准给崔兴财好果子吃。崔厂长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不安，六神无主。他听说省公司分管生产货源的冯治民副经理强调质量出问题责任在厂家。冯是战场上“解放”过来的战士，文革中大气都不敢出。现在碰到茶叶变质出事，自然是事情越少越好。崔兴财顶在风口浪尖上，不知道关口能不能过去。许多人都说，事情处理不好，崔兴财可能去坐牢。
省里来通知了，让茶厂来人同去湟源。谁去呢？县里的意见是崔兴财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公路上沙土飞扬，对头车过去车厢里就象面粉厂，气都憋不过来。崔厂长一路想不明白，这几年计划8000担，都是一样的原料，一样的加工，一样13%的出厂水分，怎么单单这两批货出问题。两千多件近百吨计两千来担茶叶，价值20多万元可是个天文数字。59年以前，景谷所有茶叶原料调昆明下关，人们说景谷是原料殖民地，争办精制加工。县外贸站和茶厂原是一个单位，搞茶叶的有意见，认为领导关系不明确，站里又抠门，建厂以来办公室、宿舍只拨了八千元钱，职工宿舍是茅草房，办公室安在临时货棚里，收茶没地点，送茶赶马人没住处。茶厂连年亏损，没基建款，烘房几次几乎失火，想改蒸汽干燥却没能力。76年外贸站升格为局级单位，属县革委会的职能部门，管理全县茶叶生产采购，茶厂行政仍属商业局领导，业务与外贸局双重管理。世上的事，争不如不争，茶厂争得自立归了商业，却争来争去争得个祸端，体制上属外贸，或许还有个靠山。这些年，党政一体，粉碎“四人帮”前称呼第一把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粉碎“四人帮”后称呼县委书记。73年春，厂里垃圾堆起火，烧毁分筛车间房屋和制茶机，损失8万元，公安局查里查外，要找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谴责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这次茶叶霉变出事，县委书记又……..。往事像荧屏，一直不停在崔厂长脑际里浮现。1959年末，精制茶厂建成了，第二年初投产，靠手工和半机械加工心脏形宝焰牌紧压茶，产品全部调省里边销。67年革新制茶工具，改制长方形砖茶，供应西藏及省内藏民区。这几年景谷茶厂都是执行72年地区革委会下达的通知。去年，省定景谷边茶为政治任务，年加工成品250吨，调供下关茶厂原料150吨。当年实际加工了441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或许不应该太急，或许走得快了点，或许不应该争前争后。为打发长途时光，崔厂长一路在背景谷紧茶原料配方比例：3级4级各2%，5级6级各4.5%，7级8级各10%，9级10级各15%，粗茶31%，付脚6%。想前想后，他始终想不出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
崔厂长来到昆明华山南路113号“省茶司”与调供科李永友汇合后，第二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李永友是部队转业干部，75年到省茶司工作，负责安排省间调拨计划，看崔厂长一路上心神不定，总找话稳定他的情绪。“这几年景谷茶叶情况如何？”李问。“县革委会主任蔡远明亲自到永平公社主持召开135人的茶叶工作会议，落实五万担县的规划，会都开了15天。全县办了社队联营茶场50个，有专业人员八、九百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三万亩。”崔厂长回答时没有因为三万亩而情绪有所提高。“茶厂同外贸站分开，很多问题没法解决，吃住都有困难。原来以为分开好，分开后，原定的一台烘干机和两部汽车都落实不了。省公司也有毛病，分批小样没有及时确认，时间来不及只有请求电话答复，现在文字根据也没有，事都成了我的。”说着说着，崔厂长要掉泪了。李永友继续安慰崔厂长，尽量找话说：“我省小叶种茶区选用昭通茶样，大叶种茶区以景谷茶样为收购标准样配发各地。景谷样是中央掌握的，勐海那套样在景洪、勐腊和勐海三县转来转去对照收购，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样丢失了。72年勐海恢复审检室，唐庆阳厂长不敢自己配样，还通过公司来找你们。景谷茶叶在大叶种茶区是有代表性的。”此时的崔厂长，已无心去听这些了。
启程前，李永友同成都联系过。成都说他们湟源不去人了，让云南先去，若茶叶确实发霉了把货发回去。临行前，省公司有几条意见：一是先搞清楚情况；二是尽量做工作不要退货；三是能否在西北寻找市场处理。茶叶确实发霉了，李、崔二人束手无策。崔兴财试图说服转运站清理挑选一遍，将未发霉部分继续发往西藏。湟源转运站的人生气地说，别说这两车货，西藏自治区商业局受野生茶影响，决定退货六万担，并要求云南方面承担退货运费每担20元。不知是青海海拔更高更干燥，还是李永友心急如焚，他流鼻血了。问题解决不了，李、崔二人垂头丧气返回云南。
三、霉茶的故事——寻找出路
滞留青海湟源的茶叶既进不了藏，又没有退回昆明。东西只要没有退回景谷茶厂，崔厂长的日子会暂时好过一些。省茶司专门开财务会研究过几次，同时通过供销合作总社做西藏的工作，争取已经进藏的6万担和滞留湟源的货不要退回来。73年进藏茶叶出事后，云南已经全面停止收购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调出的紧茶已经没有野生茶掺杂问题。由于野生茶影响面广，藏民对云南茶叶仍有顾虑，新调进藏的紧茶销不出去，西藏商业局一直坚持退货并要求云南承担相关费用。解放后，云南进藏茶叶的高峰出现在1973年，统计实绩3.85万担。数量上去了，质量却出了问题。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货，一方面控制云南茶叶进藏数量，1976年云南仅调西藏紧茶1.51万担，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经过供销合作总社的斡旋和解释，西藏自治区党委终于开会拍板，决定六万担茶叶不再退回云南，对藏民的解释工作和推销工作由西藏自己解决。对湟源发霉的茶叶，西藏方面却态度坚决，让云南再次来人清理解决。
省公司办公楼是两层青砖简易房屋。那年茶叶从土产公司分离出来，没有办公地方，宋文庚副经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经乱了套，没有请示谁就在华山南路113号后坡属于省政府的地盘上盖了办公室。宋副经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几岁参军当了陈庚虎将周希汉的警卫员，根红苗正，文革中负责业务时常卷起裤腿露出当年要饭被狗咬的伤疤同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吵架。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经理于力已经提心吊胆，茶叶到湟源发霉，他更是大气不敢出，正好业务分工由宋负责，事情都到了宋文庚头上。宋的魄力，在茶叶界是有名的，他虽然没有读过书，只在当警卫员时补习过一些文化，但他脑子灵，首长在里屋谈情说爱，他会在外屋装睡打酣。处理景谷紧茶的会议在简陋如人民公社驻地的经理办公室进行，参会者还要自带凳子。宋文庚开场就一针见血，说边销茶连续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话讲得颇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来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区转了一圈，回来说边销茶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要求敞开供应，否则帝、修、反就会乘机捣乱。经王洪文捣鼓施压，1973年年初匆匆召开了全国边销茶工作座谈会。72年全国生产调拨边销茶65.3万担，其中收购修剪茶17万担，占边销茶原料的24%。边销茶敞开供应，总量需要100万担。会议在严肃的政治气氛中下达了73年任务75万担，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证边疆第一线敞开供应，供应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两提高到8斤。为争政治表现，各省预报75年可提供数量90万担。云南采摘、收购和在边销茶中使用野生茶，就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发生的荒唐事。
审检科茶叶工程师谭自立随后发言：“紧压茶一点霉没有是不可能的，整理景谷901是为了减少茶厂损失，整理的原则是黄霉、白霉、绿霉刷刷就行了，黑霉不行，这是有根据的。我亲自去整理现场刷了个样子。去年西藏有领导同志参加的会上，我说了黄、白霉不影响卫生，可以饮用，不能说有霉就不行。” 谭自立说的“有根据”，指的是1951年一批茶叶在青海发霉后的调查实验结论。宋副经理插话：“派人去现场了解霉变情况，能否饮用？能否在西北地区推销？实在不行只有拿回来，损失省里只能负担来回的运费，产品的数量损失由茶厂承担，该关门的关门。”宋接着说，“谭工程师头发都快掉光了，去青海太辛苦，但还是得亲自出马，责任重大啊。”于经理自然同意宋副经理的意见，还加了一句，“定了以后要赶快办”。否定“两个凡是”的学习解放了思想，冯副经理说话的口气已经大不一样：“同意宋的意见，确实不能接收可以推销，降价可以研究，没有使用价值的销毁”。事故发生后，经济、政治和人事搅在一起，景谷茶厂边销茶已经停产半年多，崔厂长在等待不知会向何处游荡的命运。大家都清楚，事情没有结果前，县里不会动崔兴财。撤了他，那堆霉茶谁来兜。（谭自立老人）
四、霉茶的故事——抗菌保绿
那些年头，除“四人帮”外，最邪恶的东西算是霉菌了，搅得茶叶系统上下不得安宁。1975年中，调往云南寻甸、会泽和禄劝的茶叶发现五层以上全部发霉，有白、绿、黑、黄霉，销售地纷纷要求退货。湟源霉变，影响扩大到了省外，特别是到了敏感程度特高的藏域。防霉抗霉成了茶叶公司日常工作中的大事，具体任务交到审检科科长彭承鑑手上。（1975年7月8日会议记录）
霉菌挑战，事发前看不见摸不着，轻轻走来却强烈冲击消费者的视网膜。找出霉菌演化发展的规律，是所有工作要走的第一步。彭承鑑科长将视野聚焦在1952年初的北京实验上，他拿到了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北京实验基本摸清了白、绿、黑、黄霉形成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为生产加工、水分掌握、仓储置放和环境设置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但没有对黄霉和白霉的菌种有益性进行过一丁半点的探讨。北京实验基本上停留在对霉菌防御性研究上，是一个消极应付的结论，只对黄霉和白霉定义了一个不影响卫生的模糊概念。
彭承鑑老先生当年所做的茶叶仓储实验，对正确储存茶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老先生以被动防御的态势走进微生物领域，提供的可贵经验却可以帮助后人以进取革新的态势找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彭先生发现：1.容器愈大，装的愈多，则抗力越强，否则易于速变；2.在不十分严密的包装中，四至九月份吸潮，十至三月份回燥；3.包装中的茶叶劣变，温度越高越显著，每年以六至九月为剧；4.贮藏耐久力茶叶结构松紧有关，即越紧越易劣变。在彭承鑑老先生的工作日记中，甚至记录了早期浆糊防霉剂的配制、成分使用量和使用方法。
依据工艺不同特征形成的流行茶叶分类，，渐渐在茶叶生活中固定了一种思维模式，不经意地模糊了茶类之间发展变化的过程脉络。换个角度，茶叶又可以分为发酵茶和不发酵茶。发酵类有红茶、乌龙茶、黑茶、黄茶和或许将来能自立门户的普洱茶。白茶和绿茶不发酵，他们是茶叶工艺史上的始祖，白茶据说只有二百来年的历史，但工艺特征或许折射出了最原始的茶叶加工过程。几千年来，绿茶洁身矜持，漠视发酵，不与霉菌为伍，长期抗菌而保留了零发酵的英名。然而社会生活多元发展的必然性，最终促使较为保守的茶叶家族衍生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发酵工艺，虽然离经叛道，但却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为茶叶发展注入了革命性的元素与活力。云南对晒青绿茶后发酵中微生物积极作用晚到的认识源于当地人不喝发酵茶。因陈化或发酵而成的普洱茶已经在沿海地区形成社会生活习惯，长期饮用零发酵绿茶的云南人还在奋力反击微生物的入侵，但他们在艰苦的抗菌战役中逐步接近了那条通往另一片天地用微生物筑就的通道。（以上为彭老先生日记）
五、霉茶的故事——再上湟源
谭自立和李永友二人先来到成都。按宋副经理的意见，这次去，一定说服西藏驻成都采购站的同志一同去。采购站领导陈得福最终同意后来成为采购站经理的业务主管熊良枢同去湟源。他们在湟源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三人对901批扦样17件，几乎接近商检规定，全部打开后按霉类分别统计，黄霉和没有霉的占64%。905批开检384包，扦样16件，其中黑霉31包，绿霉4包，杂霉21包，黄黑霉混杂的12包，黄霉240包，黄霉和没有霉的占80.2%。经同转运站的同志座谈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该批茶不进藏为好，理由有三：紧茶不要求有黄花霉；从政治形势上看对当前和长远利益不利；降价销售也不行，没有人去做工作。转运站的同志还反映，四川糠砖用竹蔑裹扎，包装改进得好，适于长途运输，而云南1967年改制砖片紧茶后，内包装没有问题，外包装以竹片花篮内衬笋叶，牢固性差，搬运几次就坏了，不适于人力畜力长途运输，不受藏民欢迎。看过样品，西北各省有不同反应。青海、陕西表示不能销。甘肃销茯、花砖，称黄花霉“金花”，认为紧茶有黄霉可以销，但市场已经呈饱和状态了，要求将紧茶打烂，改变形状重新订价卖，还要求云南提供1至2千担中下挡绿茶，以弥补紧茶销售损失。谭、李表示，价格可适当降低，如甘肃全部接受价格可降30%，但最终没有说死。宁夏主要销茯砖，不要紧茶，反过来要求云南支援几担“春蕊”晒青绿茶。
按照昆明的指示，谭、李二人携样来北京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汇报情况。晚上二人特意去看望时年已经83岁高龄的吴觉农老先生。吴老仔细看了样品，对谭自立说，“小谭啊，你是学茶叶的，茶做成这个样子，不应该啊”。“前年我到昆明，反复讲了质量的重要性，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两批茶叶，经过茶厂审检和公司审检两道关口，怎么还会出问题？”吴先生叹了一口气接着说，“1951年我任中茶公司总经理时，一批茯砖茶发到青海，结果霉变了。西北区公司派员携带茶样来京化验，虽然认定黄霉可以饮用，但建国初人们谨小慎微，毕竟是入口的东西，谁敢负这个责，最后还是一把火烧了，造成社会损失。” 吴老查阅了资料，1951年11月27日中茶总公司召开专门会议，贸易部监察局和对外贸易司的领导参加，检查青海市场茯砖茶霉变事故原因。当时落实的情况是，在茯砖“发花”上，温度、湿度难以控制，温度过低产生“绿霉”，过高则出现“黑霉”，都属霉变产品(以发黄花为好)。会议决定处理意见：一、总公司设立专门技术小组，由中南、西北区公司派员参加，在京进行茯砖茶加工发花试验。二、泾阳、咸阳加工茯砖技术落后，应组织私营厂商逐步转向运销。三、霉变砖茶停止出售，由私商赔偿部分损失。茯砖发花试验技术小组由总公司处长方翰舟、副处长陆松侯主持，后来调到云南工作的谷应等和中南、西北区公司技术干部共同组成。小组还邀请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人员参加研究。经过一个多月共试制6l片茯砖。初步结论是，茯砖发花关键在于掌握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两人第二天晚上又来到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茶叶顾问、高级茶叶技师、全国政协委员黄国光先生处。黄顾问表示砖茶历史悠久，黄霉是好的，不影响人体健康，历史上唐、宋时代就有了。他谈了几条意见：1.水分标准13%是高了，保证不了质量，建议修改成11%，保质水分10%。2.对西藏市场销售习惯组织力量进行调查。3.云南自己要有主意，西藏市场是要占领还是退出？包装差，必须改进。4.茶厂审检制度不健全的要停产。为防止再次出现茶叶霉变事故，他要求回去后给省外贸局写个报告，由外贸局加按语转发各边销茶加工厂。
六、霉茶的故事——霉的启示
同样是1973年春，云南还发生了一件茶叶发展史上重要的事。在长达7天的茶叶加工座谈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副总理和外贸部李强副部长有关国际形势和茶叶发展的重要讲话，李强副部长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普洱茶。云南是普洱茶的故乡，云南人认为普洱地区产的茶都是普洱茶，对李强副部长讲的普洱茶茫然了。在4月3日下午的讨论会上，后来生产了凤凰沱茶的原下关茶厂技术员林兴云发问：“李强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普洱茶’是指什么茶？”问题的原因是海外的普洱茶指向已经发酵质变的晒青茶品，而在此之前，云南当地人生产、见到和品饮的是零发酵的绿茶。李副部长这时讲普洱茶有着深刻的国际形势变化背景。那时北越还没有攻陷西贡，下关茶厂还在准备接待越南茶叶实习生，但越共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苏联。抗美援越战争中，香港港九茶叶业商会动员茶商购买北越茶发酵应市。北越茶发酵后苦不回甘，爱国茶商和港澳同胞忍受了。见越南忘恩负义，商会又动员茶商抵制北越茶。云南省人民政府收到外贸部电报，安排省公司发酵生产250吨普洱茶应急港澳同胞。这一年，云南获得了普洱茶的外贸出口经营权。（1973年4月3日下午讨论记录）
第二年黄又新带来了春交会客商对普洱茶品质要求的信息：红汤，叶底黑，有陈味。黄又新特意带回一包老茶，喝惯晒青绿茶的宋副经理说有霉味，按红、绿茶的审评味感，肯定要打入冷宫，定为过失茶，不予收购销售。黄又新接话，“会喝普洱茶的说陈味，才接触普洱茶的说霉味。没那味，又不是普洱茶了，晒青茶可是一点没那味。"霉或陈，或许是一个东西，认识不同，心境不同，经验不同，感受不同，情绪不同，表述不同罢了。霉是霉，怪是怪，出口必须搞，宋副经理让将成品放入地下室做储存试验，并提出压制加工前进行渥堆处理，还说库存的一千多担里，少量放一点到防空洞试验。（1974年6月1日会议记录：黄又新汇报春交会情况）
宋文庚副经理和调供科敖奇富同志拿着交易会带回来的普洱茶样品来到昆明茶厂李希金厂长办公室。李厂长叫来审检股股长吴启英，让她看样品。此茶外形粗壮，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级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响，昆明茶厂积压了400多吨9-10级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砖（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积压，昆明茶厂巴之不得，可云南从来没有见过和做过这种茶，急得老实巴交的李厂长团团转。茶厂托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帮助了解广东人工发酵普洱茶方法。交易会上，黄又新向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参观生产特种茶的茶叶三厂，遭到特种茶科连少利科长的拒绝。解放以来，广东三厂一直用北越茶、广东茶和部分云南晒青茶拼配发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们工艺成熟，经验丰富。云南自己开埠出茶，广东是不满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黄又新碰了钉子，正发愁，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负责烟叶和茶叶转运工作的施敏说他有办法。施敏是上海来云南的知青，人极聪明，来广州两年学会了广东话，还同三厂的职工交得朋友。黄又新偷偷进了三厂的车间，听了加工过程又看了现场操作。（吴启英的点滴回忆，写于2004年10月12日）
看是看了，听是听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汇成一体传到了昆明茶厂，但茶厂上上下下还是对首次发酵茶堆面层上长出的白霉顾虑重重。人们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茶叶加工历史上，霉变始终在扮演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还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发生的霉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甚至是痛苦的认识过程，才会飞跃出一个褒义的表达。随着出口正常进行和收汇安全稳当，茶厂上下和公司职工尽管自己不喝，但在他们眼中，茶堆上的霉层同臭豆腐上的霉层一样，已经没有害人的差别。
省公司调供科分两个部分，黄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邹家驹和广州办事处回来的施敏负责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负责省内外调拨。得知青海湟源的情况，科内议论开了，何不用这批茶揉碎试试发普洱茶。潘意如科长向主管业务的宋文庚副经理汇报了科内的意见。宋副经理还是不放心，专门将埋头在茶区搞红碎茶转子机实验的谷应找回来询问。谷应明确回答，1952年2月北京试验结果证明黄霉没有问题。
七、霉茶的故事——柳暗花明
1980年8月中旬，公司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霉茶办法。在听完谭自立、李永友的汇报和公司各科的意见后，宋副经理果断地说，“发电：901、905全部回运昆明，重新加工后改制普洱茶”。冯副经理也附议：“拉回来，改制普洱茶，争取少亏或不亏。黄霉挑出来，单独给香港寄样”。于经理也说，“根据汇报情况拉回来，回来后的处理意见第二步再定。拉回来经济上少受损失，换回政治上影响，第三可增加出口货源。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问题。通报茶厂。
景谷茶厂如释重负，崔厂长彻底解脱了。普洱茶制作需要发酵长霉的信息在厂里掀起了普洱茶制作热。事实上，徨源出事的当年茶厂苦于边茶停滞，原料积压，已经在用5—10级晒青茶发酵试制普洱茶。历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创办制茶作坊，用晒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压月饼形团茶，又名谷茶。两年后被下关“茂恒”、“永昌祥”商家仿制成“碗形茶”，经昆明、昭通运到四川叙府（今宜宾）、沱江一带销售。景谷团茶的加工，奠定了云南沱茶的雏形。民国期间，景谷有私人茶叶加工作坊15家，加工品种有团茶（分四两装、五两装），小饼茶（二两装）、大饼茶（八两装）、方茶、茶膏等。古往今来，当地所有茶品加工，都同发酵无缘。景谷没有红茶生产，连酶促发酵也没见过，因而省公司1965年（65）滇茶土生第134号通知说明部分第三条规定：“景谷紧茶因缺红脚茶，配料可增大五级原料补足”。无怪乎一朝霉变，有如天陷地裂，慌了手脚。新认识开辟新天地，80年景谷茶厂发酵生产了18吨普洱茶调昆明茶厂拼配出口，两年后产量达180多吨，获得对外贸易部“出口产品，质量优良”荣誉证书。
秋交会前，青海湟源的货还没有发回来，秋交会不可能带样去征求客商意见。那年货源偏少，又增加了两家新客户，香港东荣茶叶贸易有限公司的合同数比上年少了许多，意见颇大。同香港总代理德信行（中资机构）茶叶部林圣光先生商量后，将景谷紧茶的情况告诉了东荣郭宏隆先生。郭先生仔细询问了霉变颜色，程度和数量，说好春节前后亲自到昆明商定。计划经济时期，香港茶商统由德信行通过商会组织同来同去，一般不会单独行动。为避非议，郭宏隆先生先飞成都旅游，顺道转飞昆明。科里安排黄又新和邹家驹负责接待和进行商务洽谈。游完西山和大观楼回来，我们带郭先生到昆明茶厂抽样看货。香港民众不是从书本，不是从理论概念来认识普洱茶，而是从生活，从长期的茶叶饮用实践中来认识普洱茶。在他们的概念里，云南晒青茶叶正常发霉同其他有益发酵食品一样，是一个生活实践已经肯定的合理过程。他们累年冲泡和喝掉的不知数量为多少的普洱茶水，已经把贬义的“发霉”清洗为褒义的“陈化”或“发酵”。看过样品，郭先生说黄霉茶可以要，他全部要。数量100多吨的合同签订了，茶砖解碎后再发酵，霉上加霉，茶号定为散茶75021。
百来吨紧茶蒸软揉散，工作量大。茶厂原准备安排分两班生产（25人），每天加工30担，预计2个月完成，加上发酵时间两个月左右，争取9月底按合同交货。大锅饭时期，人们工作热情不高，出工不出力，一天搞不了几担。茶厂锅炉又坏了，只得另外打个灶，用大锅蒸。为赶合同，公司同意茶厂组织工人晚饭后加班，实行定额制，每人每晚任务一担，支付工资外加工费3.50元。工人揉完一担，各自堆个小堆待验收。车间组长秦瑞瑶负责验收，发现堆里普遍有鸽蛋大的疙瘩，可工人手都麻木了。返工不可能，重怒难犯，秦瑞瑶得罪不起这么多人。担心发酵不匀，加上剔除其他霉变茶后原料不足5百来担，经公司同意拼加20%的9级茶参与渥堆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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