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十二版纳自古是云南茶叶产地的重镇。明清以来，十二版纳六大茶山出产的“普洱茶”便作为贡茶享誉全国。勐海在澜沧江以西，清政府成立普洱府时（1729），它仍在车里宣慰司的自治范围之内，汉人很难进入县内经营茶庄。
1910年，石屏商人张棠阶仰仗其岳父缅甸大土司，在勐海开设第一家茶庄“恒春”号。从1923～1938年，佛海从过去的一家茶庄发展到二十多家，如腾冲董耀廷、玉溪周文卿、鹤庆张相尧等商贾都到佛海开办茶庄。
安家佛海后，李先生和夫人也打算开办茶庄。李夫人与傣族人接触较多，每逢街天，她看到很多勤劳的傣族妇女都做茶叶买卖，便萌生了自办茶庄的想法。李先生知道夫人有实干精神，不但同意她的提议，而且还协助她筹办茶庄。1930年，李氏“复兴茶庄”就办起来了！李夫人能治家理财，又有宽厚善良的天性，深受傣人爱戴。许多傣族妇女或爱尼妇女都愿意将茶叶廉价卖给她，有些妇女还亲自把茶叶送到李氏茶庄。
李先生为“复兴茶庄”申请了百余亩茶山。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制作工艺复杂，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地区的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李先生出国考察时，发现泰国、缅甸的咖啡馆都在卖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红茶。如果能将佛海出产的茶叶制成红茶，市场前景将无限广阔。1934年，李先生将自家茶庄试制的红茶寄到汉口，请专业评茶师审评。评茶师认为这种红茶品质优良，气味醇厚。但不知何故，这种新制的红茶最终没能形成生产。
为了扶持民众开发当地茶叶资源以振兴经济，李先生每次行至昆明，都努力与有关的金融机构协商到佛海筹办分理机构。从1931年以后到1948年，经李先生的牵线引进，“兴文银行办事处”、“富滇银行佛海分行”、“佛海县合作基金会”、“车佛南联合银行”等四家金融机构相继组建设立。由于李先生引资助力，佛海县的茶叶生产得以迅速发展。
佛海的茶庄不断出现，茶工艺人不断流入，茶叶的产量也逐年可观。茶叶销售市场就成了各大茶庄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照旧把茶叶从勐海运至思普，再转运他地销售，这种运输方式成本太大。于是，李先生与周文卿等商人协商打通东南亚茶叶销路。从1927年至1945年，李先生多次南行东南亚考察茶叶销售路线，最终确定仰光为佛海出口物资的集中转运站。从此，佛海生产的茶叶得以经仰光分销至新加坡、曼谷、加尔各答等城市。
据考证，1937年至1942年是佛海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佛海县各茶庄在东南亚建立的货站延伸到仰光、西贡、锡兰、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地，每年外销茶叶达3000担以上。
1934年4月，李先生辞去南峤县（今勐海县勐遮、景真等地）教育局长，回佛海担任教育局长，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佛海茶庄的生意。那时，佛海最大的茶庄是腾冲董家开设的洪记和鹤庆张家开设的思茅恒盛公号。这两家茶庄资金充足，运输量较大，并与当时主政的英国殖民者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在沿途印缅各地委派自己的代理人理货、包装、运输等。
而那些中小茶庄大都没有经济实力形成完备的产业链，他们往往要向印度放债人借高利贷。故而，当他们运茶到印度葛伦堡，等待和藏商交易的时候，常常急于出货，以回收资金还掉债务。此时，洪记就开始降价倾销，压低市场价格。当这些中小商人以较低的价格卖掉茶叶离开葛伦堡后，洪记又把茶价提起来。
为了保护中小茶庄的利益，李先生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先生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并在加尔各答、葛伦堡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佛海的各大茶庄如周文卿、马鼎臣、王球时的商号以及一些小茶庄纷纷加入。茶叶联合贸易公司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佛海中小茶庄的利益，构建了佛海茶叶贸易的公平竞争机制。
李先生在云南西双版纳务政二十余年，不仅积极扶持、开发佛海的茶叶生产，为边疆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他还团结当地乡绅、商贾等出钱出力，携手发展佛海的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尤其，李先生移居台湾之后，人到晚年依然心系故乡，先后捐资30万元帮助西双版纳发展教育。
他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为西双版纳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正如他信中所写，“尽绵薄之力，能为西双版纳故乡教育之发展效力，余生之愿足矣！”
作者：唐婉约，弘益茶道美学研究员
南开大学硕士，研究兴趣涉猎中西文化与文学，近期关注中国茶道美学研究。
•本期编辑兮浅
•参考书目：侯祖荣：《柯树勋·李拂一传》，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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