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丝绸之路品牌万里行纪实之二十八
2016丝绸之路万里行媒体采访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印度首都新德里。
新德里是印度首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印度北方最大的商业哞中心。它位于印度的西北部，亚穆纳河从城东缓缓流过，河对岸是广阔的恒河平原。
初来新德里，给人的感觉是城市绿化还是不错的，满街都是粗壮婆娑的榆树和棕榈树，空间硕大的广场藏在绿荫的覆盖之中，给人一种勃然向上的感觉。
“新德里”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德里是根据孔雀王朝的一位国王“德鲁”的名字演变而来；另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0世纪，这个城市就以因陀罗·婆勒斯特而闻名，国王阿恩格巴尔曾把它改名为拉勒高德，并且建立了许多铁柱，由于铁柱立得不稳，虽然经过加固，但仍松弛不牢，“不牢”印地语读为“梯里”。因此，这个城市便以“梯里”(即德里)而得名。
今日的新德里，呈现着现代化的气息。车市马龙的街区，现代化高速列车与小汽车、敞篷车、三轮车、摩托车并驾齐驱，轰鸣在繁杂吵嚷的马路上。高速路上马车与神牛悠闲的散步形成一种反差极大但依然和谐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并存的社会情境，高速列车的鸣笛与小汽车的喇叭声声以及神牛的哞叫和马蹄嘚嘚共同构成一个发展中社会多元经济与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有的城市文化。
新德里是一座典型的开放型城市，全市以姆拉斯广场为中心，街道成辐射状，蛛网式地伸向四面八方。宏伟的建筑群大多集中于市中心。政府主要机构集中在市区从总统府到印度门之间的宽阔大道两旁。国会大厦为大圆盘式建筑，四周绕以白色大理石高大圆柱，是典型中亚细亚式的建筑，但屋檐和柱头的雕饰又为印度风格。总统府的屋顶是个巨大的半球形结构，鲜明地带有莫卧儿王朝的遗风。城市西端的康瑙特市场，建筑新巧，呈圆盘形，是新德里的最大商业中心。
关于印度茶叶，在近代有一段秦商“汉茶”与英属“印茶”在西藏和康巴草原进行悲壮抗争的历史过程。
秦商在康巴草原经营茶叶历史久远。元代至元三年，设陕西行省，包括今日的康定地区，官道即通，商人咸至，从那时候起，秦商的足迹就踏上了千里之外的康巴草原。他们将四川南部五县天全、雅安、名山、射洪和邛崃所产的茶叶，贩运到雅安，压制成茶砖，雇背夫背运到康定。因为藏区的牦牛从贡嘎雪山下来，走到康定因温度高热而停足不前，商人只好以康定做为川藏茶叶贸易中心，在康定设店立廛，与藏商进行交易，然后经巴塘、理塘进昌都，再将茶叶贩运到拉萨，这就是明清历史上五百年波澜壮阔的“五属边茶贸易”，他们每年将4500斤“汉茶”从康定贩运到康巴草原和西藏，满足草原民众对茶叶的需求。
明清在康藏从事汉边茶贸易的主要是陕西商人。陕西商人是分两批进入康藏。头一批是明代去的，主要是户县牛东乡的商人，号称“牛东帮”，他们主要集中在康定，康定折多河南有一条“陕西街”，集中了80家贩茶的陕商字号，著名代表就是户县牛东乡宋村宋家和南家办的“德泰和”茶庄，在康定已有600年的历史。第二批是清代去的，主要是泾阳商人，号称“泾阳帮”，他们主要集中在雅安的“三元街”，办了许多著名的贩茶字号，其中泾阳于桥苗家办的“义兴”茶号，在雅安茶业中长期占头把交椅，从嘉靖年间一直到五十年代，有500年的历史。此外，还有社树姚家办的“天增公”茶号，在雅安也极有影响。
这样从明代初年起，康藏茶马交易就掌握在陕西商人手中。陕商在康定如鱼得水，贸易莫不得其所欲。巴塘城外五里有一座山叫“充本山”，充本是藏语“陕商”的意思，就是为纪念一位姓张的陕商而得名。当年陕商赴康定贸易时，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衣食难寻。他们只好在河滩找来三个大石头，支锅造饭，这就是康定“锅桩”的由来。后来一些土司妇女见陕商男人做饭艰难，就主动前来帮厨，久之“锅桩”就演变为招待陕商行旅、储存货物贸易货栈性质的“锅庄”。最初这些“锅庄”都是陕商自办的，当时仅康定就有48家锅庄，支撑着陕商在康定的茶叶贸易。再后来一些土司妇女从陕商手中接过了锅庄中介的贸易，成为“藏家锅庄”，其女主人称为“阿佳”，直到解放后，大多数藏家锅庄还是以汉姓命其名，如下街包家锅庄、明正街汪家锅庄等。那一首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就是秦商唱红的。《康定情歌》是以康定三多桥乡的雅玛山歌《溜溜调》为曲，以陕商的叙事诗为词，混合而成的多元文化集合。其中“月亮端端照在康定那个城上”，就是陕西乡音，陕西人把“直”叫“端”；“张家大哥”爱上了“李家大姐”也是陕西汉人的抒情故事。
英国和印度都本不产茶。茶在英国被称成“香草”，是十六世纪以后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在其所著《绿色黄金》一书中评论中国茶的神奇功能是“茶水消灭了细菌，使中国唐宋以后的人口不仅免于疾病困扰，还增加了营养，这样更多的人口得以持续创造财富。人口成活率高，被归因于沸水与茶结合的饮食方面……而英国人饮茶，正是十八世纪开始，许多疾病减少归功于英国人饮茶的习惯。”
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开始了大不列颠对印度三百年的统治。为了平衡中英巨大的贸易差价，英国殖民者需要在国际贸易领域找到战胜中国的商品。他们看到了茶叶巨大的国际利润。1839年英国人罗伯特·福琼盗取中国1.7万粒茶叶树种，并找到8名中国福建茶工，将他们带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传授茶树栽培、焙制技术，促使印度红茶的兴起。印度茶业兴起后，为了增加产量和提高品质，他们实行机器生产，1971年杰克逊发明了第一台揉茶机在阿萨姆投入使用，1877年戴维斯发明焙炒机，茶叶生产在印度成为千人的大工厂生产。到1888年，印茶开始侵入西藏。为了给印茶开辟通向中国的道路，1888年英国悍然发动了侵藏战争，取得了印茶在西藏销售的合法权，严重伤害了中国茶商主要是陕西茶商的利益，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1892年四川总督刘秉琼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川茶全靠藏销，岁收十余万增饷，而藏饷专借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为盗贼。”在秦商和西藏民众的强烈反抗下，清政府只得有所妥协，1893年与英国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2条，规定印茶、汉茶在西藏各销一半，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的“和茶”时期。
但藏民喜喝汉茶，而不喜印茶。1902年英国又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欲得到更多的利益。到1904年《中印媾和条约》签订后，英商获得了在康巴草原销售印茶的特权。为了捍卫民族利权，保卫民族市场，秦商联合当地民众与英商展开了殊死抗争，他们先是联合当地民众抵制印茶，后被迫与印茶相掺和，是为“和茶”。到1910年，陕西茶商郭敬义，只身千里走京师，赴总理事务衙门状告英商侵我利权，在民众的支持下，清政府终于下令禁止印茶在西康的销售，秦商获得了“汉茶”对“印茶”斗争的胜利。
